换句话说，在美国、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从理论上认为气候变化并不会加强每一个极端天气系统，但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寒潮、热浪、洪水、干旱带来的影响都有全球变暖的影子。截止2024年11月18日，有机构统计，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对约750起气象灾害进行了研究，其中约550起因气候变化而变得破坏力更大，超过了七成。（记者注：以上数据来自权威气候科学和气候能源政策媒体英国媒体《碳简报》（Carbon Brief）。《碳简报》统计，同期在中国大陆境内，114起气象灾害事件中的88起因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升温而变得影响力更强）。

面对原本十年甚至几十年一遇“极端”的常态化，人类并没有束手就擒，现在也有很多积极的事情在发生。科学家们正在对天气和气候进行更细致的观测，这有助于评估正在发生的一切。2009年，世界气象组织推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我参与起草了核心内容，当时我们提到应该纳入基于科学的气候信息和预测，以便从根本上更好地管理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这之后，出于对气候预警的重视，还有职业方面的考虑，我不再研究古代气候和冰原。我先后在英国气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合作部门任职，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短期气象资讯和中长期的分析预报服务，帮助最脆弱社群应对极端天气提供用于决策的气候信息。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构建早期预警系统和提供事关决策和风险管理的气候信息，通过前期准备来增强受影响社群应对气候危机的韧性。

《北极最后的避难所》剧照

在亚非拉地区，我见证了不少应对极端天气的积极成果。其中一个例子，就发生在中国。2015年末，当时还在英国气象局的我和中国气象部门的同行参观了三峡大坝。那是一个被“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暖冬。在武汉、上海和南京举行了研讨会上，我记得中国同行们担心长期的气候变化，但更担心缺乏季节性的数据和预测会让2016年的夏天出现像1998年那样的洪灾。

借助英国气象局当年新开发的季节性预测系统，我们综合了1993年至2015年的降水数据，结合观测时的海洋、陆地和大气信息，来预测三个月内超越平均降水量的可能。我们在当年3月21日和4月25日预测，在武汉以西的长江流域在6月末7月初有95%的可能性迎来超越均值的降雨，甚至可能出现一天超过260毫米的特大暴雨。

这些气候预测信息被用来辅助三峡大坝做提前准备，辅助抗洪。运行大坝是个棘手的平衡，因为放太多水就不能发点，不放水如果下很多雨就会发生洪涝灾好。有时大坝蓄水量的调节也需要一段时间，不是一两个小时能一蹴而就的。7月初，武汉发布了降雨红色预警，在连日集中强降雨后也出现了单日超过240毫米的极端降雨，周降雨量更是突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甚至超过了1998年。三峡大坝的运营公司事先参考了我们的季节性预测系统，告诉了我们预测影响了他们在上游蓄水和泄洪的决定，季节预报和早期预警给了他们运行大坝的信心。2016年夏天，尽管武汉局部被淹，长江流域也出现了超过150人死亡。但伤亡人数和洪涝灾害的影响远低于1998年。

2020年7月24日，三峡枢纽工程泄洪情景（人民视觉供图）

我们每年的预测都在变得更准确和快速，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渐进的过程。让人感到乐观的是，虽然极端天气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单一事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亡人数已经比20年前大大减少。2020年10月，越南中部的暴雨造成严重洪灾，受灾人数超过 700万，不过政府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帮助130万人在洪水来临之前进行了紧急转移。2023年，热带气旋“摩卡”（Mocha）在缅甸登陆造成了145人死亡。这一数字远低于过去类似的灾难。越发有效的预警和灾害管理，挽救了数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生命。

回过头来看，这些减少的伤亡和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在极端天气预警和提供气象服务上，我们已经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无论是早期预警还是季节性甚至更长期的预测信息，这些并不是联合国气候大会的重点。谈判者的目光更多在建光伏电场、风电场和水电站，这样既能通过发展新能源、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还意味着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机会。气候信息服务应该受到更多重视。毕竟企业和政策执行者依然需要日照、降水和风力等的气候信息来做决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问题上，人类做得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