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勇强认可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价值，“仅靠生物医学治疗无法改变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活动时，需要心理治疗技术手段的协同”。多位被大众熟知的精神学大师正是精神科医生出身，如弗洛伊德和荣格等。

不过，沈勇强也了解到，21世纪初，心理咨询在国内刚起步的时候，很多精神科医生认为心理咨询没有用，甚至很反感。1980年代，很多精神科医生参加了学习培训项目，偏见才慢慢修正。

心理学发源于古希腊哲学，当时的哲学思考奠定了对人类意识和行为研究的基础。20年代中后期，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和马斯洛等人发展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关注个体的自我实现和潜能发展。他们主张以“来访者中心”的咨询方式，尊重个体的主观体验和内在成长，强调共情和非评判的咨询环境，这些原则仍是当下心理咨询的核心基础。

20世纪初，西方心理学便传入中国。然而，2000年前，社会面的心理咨询如荒漠般存在，专业服务集中在精神专科医院和学校等体制内单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严重短缺，面向社会的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寥寥无几。

生机和危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国内心理咨询师职业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那一年，劳动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心理咨询师被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只不过划分到了“商业、服务业人员”大类，这意味着它的技能属性和保健按摩师、美容美发师一样。

于是，本来应属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心理咨询师，划到了“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大类下。之后，心理咨询师一职尴尬的错位便持续存在。

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发展路径还有一个分支。据王东美等人的论文《中国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百年发展简史（1921-2021）》介绍，2002年，卫生部将心理治疗纳入卫生专业技师资格考试体系，当时一些地方卫生部门只允许医学背景的人员参加考试，导致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长期较少。至2015年，心理治疗师资格考试开始对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开放，心理治疗师的人数才日渐庞大起来。相较于市场面向的心理咨询师，这一脉络的心理治疗师相对拥有更专业的学习和职业训练，但由于准入门槛较高，人数远远少于心理咨询师。

沈勇强为此感到担忧，“它（心理咨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国外，不是所有专业背景的人都能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只有具备临床心理学或者心理咨询方向硕士以上学历，以及具备临床实习经验，才有资格考取心理咨询师国家资格证。

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也不代表专业能力过关。沈勇强了解到，虽然之前国家要求本科才能考证，但一些人弄了假的本科证，“无从考证”。还有一次，他在南京碰到一个考取二级咨询师证的咨询师，对方说自己什么都不懂，“只是数次的函授教育，考前接受一次辅导则顺利考过”。

“在中国大陆行政管理体制下，极少有哪个与健康有关的行业能长期处于‘主管部门’不明、自律和监督欠缺的状态，还能成规模地发展。心理咨询行业恐怕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精神卫生法》立法主要参与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斌在《心理咨询行业在中国的困局与出路》一文中表达了对心理咨询行业生态的担忧。

回到案涉咨询行为中，杨敏认为，女儿所做的最后的量表是变相的第三次脱敏治疗，对她的心理造成严重冲击。

“咨询工作中，一旦来访者出现危机，要把一切工作抛下，先进行危机干预，这是原则。”沈勇强说，当事心理咨询师没有第一时间采取危机干预是重大失职。

沈勇强质疑当事咨询师出具量表的规范性，“给出量表也要有明确的目标”。量表本身只是一个心理测验工具，在临床中仅仅作为参考之用，并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

另外，沈勇强指出，涉事咨询师最核心的过错在于，葛菲所患的双相属于精神障碍，不属于心理咨询的对象，更不能进行治疗。此案中，系统脱敏法属于治疗行为，这一点违背了2013年施行的《精神卫生法》的要求。杨敏方同样提出了这一主张，但一审判决书称，系统脱敏法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均可采用的技术方法，只是于天一采用系统脱敏技术的咨询行为不当，存在过错。

据Beaudet.K2016年发表在《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上的一篇论文介绍，系统脱敏疗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沃尔普发展出的行为矫正技术，尤其适用于特定恐惧症、焦虑症患者，其疗效被大量实证研究支持，案例中，一名15岁的自闭症男孩，从对感冒的姨妈产生恐惧，延伸到害怕所有咳嗽及表现感冒症状的人。

系统脱敏疗法对流程的规范性要求极为严格。研究案例中，研究人员实施了一套规范化步骤，包括观察评估症状、确定治疗目标、放松技巧训练、评定15层焦虑等级、逐步脱敏训练等。在75节治疗后，男孩大多数时候，摆脱了对感冒人群的特定恐惧，恢复了环境适应性。

上述案例中，研究人员循序渐进进行分层脱敏干预，而葛菲的案例中，咨询师实施系统脱敏法的等级为由高到低，沈勇强认为这种做法属于暴露疗法、冲击疗法。患者将完全暴露在创伤面前。此外，系统脱敏法针对的是恐惧症和焦虑症，而不包括双相。

在一线的咨询工作中，沈勇强发现，来访者很难理解咨询师“助人自助”的意涵，大多来访者习惯依赖咨询师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杨敏也多次表达困惑，为什么这么多年咨询师一直没有解决女儿不想上班、怕妈妈离开的问题。

当来访者依赖咨询师解决问题，可能会促成咨询师滥用方法。沈勇强说，一个好的咨询师是调动来访者用自身的力量解决问题，当对方生活中出现问题，不是第一时间去到咨询室，而是通过从咨询过程中获得的力量独立面对困难。

如果来访者的支持系统比较脆弱，将更难以分辨、离开不合格的咨询师。沈勇强说，如果葛菲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能够说话的人，一直压抑痛苦，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和粟超咨询这么久。但沈勇强同样指出，一个好的咨询师需要时时觉察，处理来访者的依赖和移情。

“咨询当中最重要的是把握问题，”沈勇强说，咨询师需要明确来访者求助的问题是什么，再通过信息的收集和评估，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形成一个诊断性的假设，最后提出帮助的目标。这要求咨询师必须要有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否则）你随便找一个人谈话也可以”。

对此，郝小艺补充道，心理咨询对咨询师的综合素养要求很高，因为心理困扰的产生并非由一个因素导致，所以需要咨询师同时具备社会学和生理学的视角，才能对来访者的处境做出整体性的理解，“如果我们仅靠心理咨询理论与来访者沟通，就失去了以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理解对方困扰的机会，更失去了真正看到来访者个人能力的机会。”

不过，郝小艺也说，通过心理咨询让来访者调动自身力量实现成长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需要咨询师和来访者都具备一定的洞察和思考能力，并且需要来访者具备改变的动力。但她不认为心理咨询带给来访者的改变难以在现实中落地。当双方都有一定的积累准备后，咨询空间里发生的对话就像一滴水流入河流，会给来访者的内心带来涟漪，也许不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但会给予来访者面对现实生活的力量。

在郝小艺看来，陪练咨询师于天一与粟超一起为葛菲提供心理咨询，同样违法了伦理守则。“心理师开始服务时，如知晓寻求专业服务者已经与其同行建立了专业服务关系，而且目前没有终止或者转介时，应建议寻求专业服务者继续在同行处寻求帮助。”

心理咨询中也有联合咨询的方式。郝小艺说，这种设置一般在特殊咨询场景中进行，出发点是来访者的福祉和咨询效果，并且一般由两位咨询师与一位来访者同时在咨询室中工作。而此案件中，两位咨询师很明显不符合上述情况，更没有对咨询设置做出必要性的说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联合咨询存在风险。沈勇强说，如果两个人的流派不一样，方法技术差异很大，信息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来访者摸不清头脑，“到底我吸收谁的信息”，这些都会影响来访者的心理活动变化。

与粟超极力向外界呈现的完美形象不同，郝小艺向记者强调，人无完人，心理咨询师既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可能会有自己不擅长的议题或人群。因此，当咨询师意识到胜任力不足时，应当及时转介。

母女

“我没离婚之前都是围着别人转，好像在为别人活着，离婚以后虽然也是围着女儿转，但是这不一样，最起码我照顾她是心甘情愿的。”

杨敏

记者在咨询录音中听到，杨敏母女曾发生了一次争吵。事情是这样的：葛菲给母亲买了一个按摩椅，她心里想的是“为妈妈好”。结果，杨敏并不想要这个按摩椅，“对我好是她想象的”。

粟超问葛菲：“一开始给妈妈买按摩椅是哪个点？”

“完美主义，规则呗，”葛菲回答。

“没错，所以你看关键点就在这。”粟超又问道，“那对妈妈好是满足你的什么需求？”

“我自恋，想要被她爱。”

葛菲的笔记本多处写道，“不依赖、不完美主义、不自我为中心、不贪心”。

“对，所以你看这两个点，自恋加完美是个大坑啊。”在咨询室的小小空间里，三个人再一次微妙地形成了“2:1”。

杨敏的在场，让咨询中三方的关系变得异常微妙。粟超经常迎合杨敏，“又可以跟妈妈学习方法”、“同样的动作，你看妈妈做得很协调，你就很拘谨”。

一个不难想象的尴尬场景是，假设葛菲想与咨询师讨论关于母亲或家庭相关的话题，母亲的在场会让葛菲难以表达，“不仅可能会影响咨询结果，还可能会损害来访者的利益”。

郝小艺说，出于对来访者隐私权的保护，以及为来访者提供安全且开放的探索空间考虑，通常咨询空间里只有咨询师和寻求专业服务者两人。即便葛菲与杨敏为亲属关系，仍需要咨询师明确说明准许家属在场的原因。

葛菲曾在笔记本里诉说，母亲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童年阴影，她只能模仿父亲吼母亲。在咨询室里，杨敏时不时评价葛菲“耿耿于怀”、“纠结”，她不理解女儿的一些情绪，就像那两次脱敏治疗，杨敏陪在女儿身边，她看到女儿一脸痛苦，无法理解，而她自己早就已经走出来了。

那段婚姻的最后，杨敏已经麻木了。葛菲八九岁时，丈夫外遇被发现后，杨敏接受了“一个茶壶配四个杯子”理论，合理化自己的遭遇，到后来杨敏甚至觉得丈夫拥有第三者是“挺正常”的事。她睁只眼闭只眼，努力干活来回避痛苦，上班、做饭、打扫卫生，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娱乐生活。她自觉那些年安安分分地做一个贤妻良母，“完全失去了自我”。

她看起来冷静、坚强。隔离情绪，是她面对苦难的生存策略。1960年，杨敏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母亲生了两个女儿，父亲重男轻女，作为老二，杨敏备受忽视。母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失去了工作，患上精神分裂症。母亲误以为是杨敏举报她。此后十年，母亲从不与杨敏说话。杨敏23岁时，母亲喝敌敌畏自杀。

杨敏努力开解自己，父母从来不打骂孩子，已经比其他家庭的父母好多了。对于母亲生病后的疏离，她则安慰自己，因为母亲生病了。

当葛菲抱怨父母给她造成了伤害时，杨敏用同样的逻辑开导女儿，说她的那个年代，父母也不会这么亲密对待孩子。“每个孩子都会遇到来自父母有意无意的伤害，这是挺正常的事情，也不要特别耿耿于怀”。

葛菲曾发消息向粟超倾诉，母亲有洁癖，她小时候总想摸母亲的脸，母亲怕脸上弄脏不允许。她以为母亲不爱她。

她还提到，曾在家里的相册里看到母亲用蜡笔写讨厌姥姥的话，她那时猜测母亲小时候内心受到伤害，没得到过温暖，所以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和孩子”。

“从感情上来说，她真的非常不容易，很可怜。我也非常爱她。”葛菲写道。

那次对话的最后，粟超鼓励葛菲尊重母亲的洁癖习惯。而此前，葛菲倾诉父亲外遇给自己带来的伤害，粟超同样鼓励葛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父辈的过往学到东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如父亲自恋严重导致没边界，自我中心，不能共情别人”。这些未被处理的创伤，在法庭上成为明心公司方指控葛菲原生家庭存在问题的证据。

不幸接连落到杨敏身上，母亲精神分裂自杀、丈夫外遇离婚，现在女儿也离开了。“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被你赶上了。”杨敏自我宽慰道。

三年后，和记者谈到女儿的离世，她几乎没有哭。官司成为了她当下生活的重心，客厅的桌子上堆着心理学书籍和打印的资料，她要从中寻找到证据支持。尽管她很爱干净，但实在顾不上盆里放了几个月的脏衣服了。

杨敏为打官司寻找证据支持。受访者供图

杨敏自责，自己曾从事过记者职业，这么多年却没有察觉到一些苗头所暗示的“真相”，“作为一个求助者、一个患者的家属，你要变成专家去避坑，这难度真是挺大的。”

“很遗憾的是，大众想要寻找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成本非常高昂。”郝小艺说，最基本的参考条件是，看对方的教育背景是否与心理学相关，咨询师的专长领域是否符合自己的议题，咨询师是否接受督导等等。

抛开这些专业考量不讲，还有一个最直接、却更为重要的筛选条件，那就是在咨询初期确认自己的感受，“是否被对方倾听、尊重及理解。”郝小艺感慨，在国内工作时，“权威”是非常多来访者选择咨询师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来访者内心的感受，可能会让位于咨询师的头衔和资历。

六年里，杨敏曾短暂地质疑过粟超的专业性问题，她不明白粟超为什么总是用很多专业术语，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得如此复杂，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不是病人，我感觉不出来好坏，我都是看孩子的反应”。

杨敏原以为女儿信任粟超。杨敏猜测，可能因为葛菲从小比较信任老师，听老师的话。葛菲确实敬重两名咨询师，发送消息时，总是礼貌地称对方为“老师”，结束对话不忘表示感谢。她曾对粟超说，“我也很久没见您了，很想您”。她还把粟超对自己的要求写在个性签名里，一连三个否定意味的“不”字：“不贪心、不依赖、不自恋”。

接受采访时，杨敏和记者一起重新梳理葛菲的种种记录，她才从女儿的聊天记录中注意到，原来女儿早已质疑过粟超、于天一，但六年时间，她对此从未察觉。

风口上的“明心”

“我在一个月内惊艳到了老板和同事，极速成为公司的骨干心理咨询师，三个月成为机构内公认的最顶尖的心理咨询师，跳槽过很多知名心理咨询中心，每去一个地方都是最顶尖的心理咨询师，再后来成为了合伙人，最后成立了自己的心理咨询中心，使公司成为全国顶尖的心理咨询中心之一。”

粟超在唯库课程里的自我介绍

在社交平台上，心理咨询师自荐的广告正在密集出现，这些咨询师往往具有琳琅满目的培训经历，有博主宣称一年挤进心理行业，“用热爱实现30W+省钱快速入门方法”；另一边，不少机构发布心理咨询师培训考证广告，心理咨询是“未来10年的黄金行业”，还宣称证书由权威部门颁布。

社交平台上，很多机构发布心理咨询师考证培训广告。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