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选择志愿时，葛菲毅然选择了难就业的历史学，并本硕连读。她的硕士导师曾在回忆录里赞赏她，有极好的史学研究天分，鼓励她继续读博深造，走学术研究道路。但毕业前，她出现了精神健康问题，只能放弃读博。2014年硕士毕业后，葛菲进入国家级博物馆工作，成为一名研究人员。

回头来看，丈夫外遇对女儿的影响并非无迹可寻。杨敏记得，幼儿园那会儿，受父亲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女儿都跟男孩玩。上了小学后，受到父亲外遇的影响，女儿的好朋友就都是女生了。女儿一直是娃娃头，衣服穿得像小男孩，参加工作后，头发才养长了些。

在杨敏眼里，女儿从小性格隐忍，“很难发现她的喜怒哀乐”。女儿上小学时，有一次半夜睡觉突然口吐白沫，后确诊为癫痫。她看女儿精神紧张，询问女儿是否因为不想学钢琴，她才承认自己“特别不愿意学”。之后停掉了钢琴课，服药几年，癫痫再未发作。

患上双相前，女儿从没提过父亲外遇给她带来的伤害。患上双相后，杨敏怕刺激到她，更不敢主动提起前夫。躁狂发作时，女儿说自己恨父亲，但是情绪恢复正常后，又会渴望和父亲见面。

“她（葛菲）对于父亲又讨厌，精神上又依赖。”杨敏说。

作为葛菲唯一的照护者，杨敏过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生活。一方面，杨敏感知到女儿更依赖自己了，想呵护女儿；另一方面，她怕女儿过度依赖，想帮女儿独立，但又怕女儿觉得施加压力了。“有点像豆腐掉进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杨敏说。

杨敏曾和女儿去过北京市某精神专科医院问诊，进入诊室后，10分钟就被医生“打发”出来。葛菲觉得医生态度冷漠，不肯吃开的药，“他根本不理解我”。葛菲还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精神分析治疗，两年后，医生直言，“我没有办法了”，她们只能换心理咨询师。

恰巧在这个时候，杨敏的朋友介绍了粟超，对方称粟曾来过其单位做公益心理咨询，“他各方面表达头头是道，口才很好的”。九年过去了，杨敏还记得第一次心理咨询时，粟超给无助的她们带来的希望。

更重要的信心来自女儿的反应。在咨询室里，杨敏注意到女儿偶尔点点头。走出咨询室后，女儿心情似乎愉悦了一些，作为母亲，她也跟着舒心了。

回家后，葛菲曾上网查询了粟超的履历，连着十余个权威头衔，令这对母女倍加放心。据新浪“爱问医生”等多个平台显示，粟超自称曾被中国心理学泰斗沈德灿教授誉为“新一代天才咨询师”，自创了“混合实效主义疗法”，“至今保持100%咨询成功率和行业最高的签约率，累积数千个案”，并成为“中国第一位敢于承诺保证效果无效退款的咨询师”。

需要一提的是，葛菲的家境相当不错，父母在体制内都有一番成就，他们习惯于从同一个阶层的人脉中打听各种资源和信息。事实上，他们确实有能力获取看似最优的资源。一位医生曾给开国将领看过病，杨敏寻到了对方为葛菲治疗，直到对方意外离世。

那次咨询后，粟超表示葛菲的情况需要进行长程心理咨询。于是第二次咨询前，她们充值了13500元。此后，只要每次明心公司客服提醒余额不够了，她们就继续充值。为了治病，这对母女将心理咨询费当成必要支出，“像吃饭一样”。

咨询室之外，杨敏打听到哪里有好的精神科医生，葛菲都愿意去看，她还去中医院针灸治疗。还有一次，葛菲看到美国有一例抑郁症患者经过手术治疗病情好转的新闻，她对母亲说，自己想去做手术，不过最终因为疫情未能成行。

2021年9月29日，第一次出现自杀行为后，葛菲回到家，杨敏看到女儿在客厅里坐立不安，拿着手机到处查找电话，最后，她拨通了北京危机干预热线，对方建议她去医院寻求专业救助。另据一审判决书引用的病历，葛菲产生自杀想法后，曾于2021年9月30日、10月12日两度前往医院问诊。医嘱开具了处方药，并建议家属加强看护。

“孩子想活下去，”杨敏说，“那愿望特别强烈。”

“脱敏治疗”

“自杀的冲动会有隐藏的不同的动机，也是提醒我们背后有问题需要注意了，咨询的时候我们可以详细探讨。”

于天一发给葛菲的消息

按照杨敏的说法，女儿的死穴是父亲，这也是她患上双相的主要原因。

于天一是葛菲的陪练咨询师。根据两人的聊天记录，葛菲诉说相亲困扰时，发现没有勇气找对象，与青春期看到父亲和第三者做爱的照片、听到他和第三者打电话受到的创伤有关系，她怕遭到背叛，之后于天一为她操作了系统脱敏法。

葛菲自诉于天一为自己做脱敏治疗的原因是，克服父亲外遇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受访者供图

脱敏疗法，源于人类对过敏的治疗，通俗地说就是用过敏原逐渐刺激患者，让其机体缓慢适应，直至不会再产生生理性过敏反应。当这一疗法用在精神治疗上，也意味着，脱敏治疗将直击葛菲人生中最痛苦的创伤。

杨敏记得，2021年9月27日，第一次脱敏治疗以角色互换的方式进行。当时，于天一扮演葛菲，而葛菲扮演好友来倾听，于向葛菲倾诉了父亲外遇的内容。过去的痛苦重现在眼前，一旁的杨敏看到女儿沉浸在于天一的讲述中，眼眶含泪。

十分钟不到，葛菲情绪失控了，脱敏治疗无法继续，于天一开始让葛菲呼吸、放松。

走出咨询室后，葛菲眼眶含泪，对母亲说“特别难受”。回家路上，葛菲向于天一的督导、葛菲的心理咨询师粟超发送微信，询问自己是否适合做系统脱敏法。

葛菲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想跟男生相亲聊天、也不想找对象，“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好的”。

“这个阻碍在哪呢？”粟超回复葛菲：“创伤缓解了。信心和愿望都会加强一点。回避行为和感受会好一点。”

葛菲向粟超表示感谢，说自己会继续跟于天一做脱敏治疗。

过了两天，9月29日中午，葛菲去药店抓完药之后，途径工地，站上了二楼的空调外机，想要轻生，幸好有工人碰见顺利阻劝。

当天，她很快向粟超反映了自杀情况，说自己这两天早上起床感觉“特别绝望”，并询问情绪的产生是否和脱敏治疗有关。

“真惨，不容易呀这两天。”粟超回复。他又问葛菲，当天脱敏治疗是否按照流程调整情绪，他让葛菲思考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他提醒葛菲，重点关注情绪，特别需要觉察脱敏治疗的过程中出现的警报。

葛菲又给于天一发送相似的消息。于天一的回复思路和粟超一致，她追问葛菲具体想到什么难受，“可以多自我对话，问问自己卡在哪里了”。

第一次脱敏治疗后，9月29日葛菲向于天一、粟超反映了自杀行为。受访者供图

于天一让葛菲按流程调整安抚一下内心，葛菲给于天一发送了语音，努力安抚自己：“现在你很伤心。有我在陪着你，你就不用那么伤心了。你现在想干点什么？我陪着你做，有我在，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来抱抱你好吗？......”

说完，她又问于天一：“你看我这么安慰行不行啊？”

于天一解释，自杀冲动会有隐藏的不同动机，也是提醒我们背后有问题需要注意了，“下次咨询的时候可以详细讨论细节”。不过，于天一也表示是否继续脱敏，将根据葛菲的情况和意愿决定，“没有应该和必须哦”。

但第二次脱敏治疗又继续了。

下一次的心理咨询安排在国庆假期后，10月11日晚上，杨敏再次陪同葛菲来到心理咨询室，她当场反对再为葛菲操作脱敏疗法，“我说她不适合做这脱敏，她属于特别敏感、心重的人，上次做完了以后就特别难受，一个多星期都缓不过来，而且还出现过一次自杀行为。”

杨敏回忆，于天一表示自己和粟超沟通了情况，可以降低难度，于是又一次实行了脱敏治疗。走出咨询室后，葛菲带着哭腔，一脸痛苦地对母亲说：“于老师说我爸不爱我......她瞎说！我爸是爱我的！”

这次脱敏治疗再一次将葛菲卷进了负面情绪里。第二天早上，葛菲再次发消息给于天一，说自己早上起床后又出现了自杀的想法，“我认为是跟昨晚做的脱敏治疗有关系，脱敏治疗做得挺难受的。”

“我自己认为脱敏治疗起码不适合我现在做。您怎么看呢？”她又一次礼貌地询问于天一的看法。

于天一夸赞了葛菲：“不是回避了，太棒了，有很大进步。”关于脱敏治疗，她补充说道，”如果您观察现实发现现在难度还是对于自己有些大的话，我们可以再降或者先目前暂缓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商量着来。”

葛菲与于天一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