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相同的时间，葛菲向粟超发送消息，称于天一降低难度为自己做了脱敏治疗，她仍然很难受。

粟超回复，应该是难度太大，可以和于天一研究一下沟通过程本身是否需要优化，如果不想做也可以不先急着脱敏。

第二次脱敏治疗后，10月12日葛菲曾向粟超反映自己出现了自杀想法。受访者供图

10月18日，葛菲再次出现了自杀行为。这天，由于精神状况不好，她请假没上班。出警记录显示，上午，葛菲在家附近准备跳天桥，被周围的市民救下并报警。此时，距离第二次脱敏治疗结束刚好一周。

那天傍晚，轮到粟超为葛菲做心理咨询，这也是葛菲所做的最后一次心理咨询。

一见到粟超，杨敏质问粟超，家属已经反映了脱敏治疗给葛菲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于天一执意继续。葛菲制止了母亲，“妈，你不能这么强势”。出于照顾女儿的感受，杨敏停止了理论。她记得，那次心理咨询中，粟超没有提及之前葛菲的两段自杀未遂经历，结束咨询时，只提出让客服发几个量表给葛菲检测。

当葛菲做完《UCLA孤独量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后，客服发来了葛菲最在意的《父亲在位问卷》，一个小时后，葛菲完成了问卷并返还客服。

这份问卷至今留在她的电脑桌面上，她标黄了选项：“父亲在我的人生中总是占据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位置”、“我总是需要父亲，却也表示经常对父亲很失望，从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她很赞同“父亲会影响子女的道德观、精神信念和行为”。

隔天早上，葛菲主动询问客服量表结果。客服返回了四个量表的结果：“粟老师让这边转达，贝克抑郁量表刚刚贴着中度（抑郁）的线，要加油哦，进步很大。”

葛菲一直没有回复。直到第二天凌晨12点半，葛菲回复：“好的，谢谢。我会努力的！”

在杨敏看来，量表是压倒葛菲的最后一根稻草，特别是《父亲在位问卷》再次触及女儿最深最痛的伤口。杨敏曾在客厅随口问起葛菲量表结果，当时葛菲语气低沉地说：“太绝望了。”

那晚，考虑到女儿状态不好，杨敏主动提出陪女儿睡觉，过了一个多小时，她看女儿没有翻身，猜测睡着了，便轻声离开。

早上八点左右，杨敏醒来后，第一时间去女儿房间，女儿不在，小虎崽坐在床头柜上，拖鞋放在门口。她立刻出门寻找，单元楼门口停了救护车，地面上隐约躺着一个人，一块白布盖住了全身。当她得知坠楼的是女儿时，止不住地哭。

杨敏意识到，跳楼前女儿已经绝望了。从二楼到天桥再到十八楼，伴随着下坠高度的爬升，她自杀的意念也愈发强烈。

“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从各项指标看，她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根据杨敏提供的录音，粟超事后对她表示，“她的自杀构想或者自杀计划没有完全告诉我们，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非常可怕。”

这一次，葛菲没有再向她的两名心理咨询师求助。

官司

“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现处于发展初期，管理相对滞后，尽管尚未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对咨询行为进行指引，但不意味着从业人员可以随意行事、不受约束。”

摘自一审判决书

女儿坠亡后，杨敏不知道脱敏治疗的过错究竟在哪里，但直觉告诉她有问题——她说，脱敏治疗前，女儿从未采取自杀行为。杨敏决定起诉明心公司，为女儿讨回公道。

2022年3月，一审开庭审理。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心理咨询行为与葛菲自杀身亡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粟超不认为自己和于天一的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案发后，杨敏曾到明心公司和粟超理论，录音中，粟超多次提到，心理咨询是高危行业，国家资格认证已经取消，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它（法律）保护咨询师，不是保护来访者”。

明心公司方辩称，聘用于天一从事心理咨询师工作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2017年9月起，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已被取消，依据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其中“心理咨询师”未列入目录。另外，他们引用《常见问题解答（2022版）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项目》表示，“心理咨询现在是非准入行业，没有全国统一政策明确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能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并且，经过针对性培训，于已经具备甚至超出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取消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明心公司指派于向葛菲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无不妥。同时，葛菲及其家属也从未对于的专业能力提出过任何质疑。

但是，法院调取的于天一的个人资料显示，“毕业前学历教育非心理学及相关专业，是否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不能明确”——2018年，于天一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而毕业后的教育培训经历仅提供了在明心公司接受的312小时以上的心理咨询技能训练和模拟咨询训练的学习证明，以及为考取应用心理学硕士参加的商业机构培训学习证明。

杨敏方提出，系统脱敏法属于心理治疗措施，违反了《精神卫生法》中关于“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的规定，且操作方法不当，存在过错。

为了证明于天一操作系统脱敏法的合理性，明心公司方提交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心理治疗规范》，其中均载有系统脱敏法的内容，拟证明其是心理咨询中最常见、最成熟的方法和必须掌握的技能，可以适用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于天一按照相关规范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一直与葛菲沟通，照顾其情绪，符合规范要求。

此外，明心公司方还提供了葛菲与于天一、粟超签署的咨询确认书，其中提到，“不自残、自杀，对自己行为负全责......或因自身原因造成情绪失控而发生的自伤、自残、自杀等后果，咨询师与咨询机构不承担责任”，这份确认书在被告提交法庭的证据目录中，称作“不自杀承诺书”。

明心公司方还主张，葛菲的精神健康和原生家庭情况具有特殊性：葛菲在生活中承受着工作学业、情感婚姻、原生家庭的沉重压力，这是导致其自杀的根本原因。并且，在于天一向葛菲提供服务前，葛菲已多次产生自杀倾向。

根据法院调取的资料，葛菲自2013年左右出现精神异常，长期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2017年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双相，在治疗过程中会不定期出现妄想和自杀想法。

这次开庭之后，庭审结果迟迟未出。杨敏开始给法官写信。此后，杨敏收到法院通知，鉴于案件疑难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由独任法庭转为合议制审理，将依法组成合议庭。

2023年5月，一审第二次开庭，召开了七人合议庭，有三个法官、四个人民陪审员。此后，案件在6月和10月两次开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杨敏会翻找女儿的手机，寻找线索。

2023年11月13日，一审宣判。法院认为，粟超、于天一在获悉葛菲首次系统脱敏训练后出现自杀想法及自杀行为时，没有给予重视，没有对葛菲出现的心理危机及自杀风险进行识别、评估，没有就葛菲反馈的自杀行为的严重性提示家属加强关注、监护和就医治疗，没有根据葛菲的实际感受和个体情况从避免伤害的角度停止使用系统脱敏法进行咨询；粟超在知晓葛菲第二次系统脱敏训练后再次出现自杀行为时，未及时对其自杀风险进行评估，未就其自杀行为的严重性给予重视并提示家属关注、监护和就医治疗。

一审判决书称，可以认定被告工作人员对葛菲的危机干预不当，存在过错。

尽管2017年9月后，国家层面上停止了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但是法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该职业的从业要求被取消。根据《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北京市心理咨询服务行为规范》《北京市心理咨询行业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文件，法院认为：在本市从事心理咨询服务工作的人员，需要具备心理学专业学历证书，或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或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并取得一定技术职称的条件要求。

而于天一的毕业前学历教育和毕业后教育培训经历，让法院认定，于天一不符合心理咨询的执业要求。一审判决书称：于天一在专业胜任力不足的情况下，为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葛菲进行心理咨询，期间未规范使用系统脱敏法，让葛菲回忆了最为痛苦的人生经历，产生了不良应激；又未能及时识别葛菲的自杀风险，未提醒家属加强关注，并停止不当咨询行为，最终导致葛菲自杀死亡。

同时，法院认为葛菲出具的不自杀承诺书，不能作为两名咨询师未尽专业义务的免责依据。但是，葛菲的自身处境也成为了法院裁决的考量因素之一。最终，法院综合并权衡葛菲个人经历及自身疾病、被告过错、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现状等因素，认为葛菲的死亡是外在因素与其内在病症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案涉咨询行为是其死亡的“次要原因”。

诉讼中，杨敏曾申请追加于天一、粟超作为该案的共同被告，法院认为两人的过错行为未超出职务范围，该项申请缺乏法律依据，不作准予。

一审法院认定，由于粟超、于天一是在完成心理咨询工作过程中引发不良后果，法院判处明心公司承担了侵权替代责任，应对原告杨敏因葛菲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万余元。

一审判决书还称，葛菲父亲自愿放弃本案权利主张。

隐秘的心理咨询室

“想成为自己。”

葛菲在笔记本上写道

回听心理咨询室的录音资料时，总有一阵“沙沙沙”的声响，那是杨敏母女的笔记声。每次她们都会带着纸笔去到心理咨询室，像学生找老师补课：粟超提问情绪思维等公式，葛菲回答错了，粟超公布正确答案，母女俩开始做笔记。母亲用手机录音，方便女儿复习。

从咨询室录音和母女的咨询笔记来看，粟超常常传授技巧和套路。葛菲曾倾诉自己感觉孤独无聊，尝试过和同事聊天，但还是害怕如果妈妈离开了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你这不就（是）情绪上的孤独吗？”粟超说，“如果你现在有个男朋友，那就不存在了。”

粟超解释，社交上的孤独可以和同事聊天得到满足，而情绪上的孤独是需要通过肢体接触解决，比如亲吻、拥抱、玩游戏，“现在就缺了这种状态”。

之后，葛菲讲述了和相亲对象看电影的经历。粟超说，对方觉得好看的地方，要向他表达认同，“一定是他自己觉得好的地方，你再认同他”。

“这就是今天的小技巧。”粟超教育葛菲，你要多看主流娱乐节目，学习别人表达口语化，“你的话语就变得比较柔和，受大家欢迎了”。

“别忘了还有形体，表现女性特质，才能吸引到那些可能符合你要求的男性。”粟超反问道，“当你去邀请人家，才能把人家给诱惑出来，是不是？”

这个逻辑和他在情感咨询师培训班网课中的分享一致。粟超说，想获得美好爱情，来访者应该重视“长相吸引力规则”。他认为要娃娃脸和成熟脸相结合，他还总结出了公式：一个人的“综合吸引力=长相吸引力×伴侣接纳自己的可能性”。

粟超在唯库网课中讲授女性“吸引力法则”。图源唯库网课

然而，坐在粟超面前的葛菲是一个不喜打扮的女孩。她穿衣朴素，不用化妆品，在笔记本上，她多次吐露因服用精神药物变胖、长青春痘的自卑情绪。她自诉有时起床后不敢面对世界，怕被拒绝。

葛菲也多次对粟超表示，自己不想找对象，比如在2020年9月4日的咨询中，葛菲明确说过，“对于男朋友，因为我受过父亲伤害，我实在是不太想找”。

有时，葛菲对找对象的态度有些摇摆。在2020年2月的咨询笔记里，葛菲写道，“开始不信任粟老师”，他让我结婚、找对象。不过，她坦承，“我内心确实有一点点这个需求”。

杨敏告诉记者，葛菲从未交往过对象。当葛菲生病后，情绪波动大，她认为女儿当时的精神情况难以应付复杂微妙的恋爱关系，不适合找对象。但在咨询中，粟超经常引导葛菲“需要有亲密关系”。在粟超的鼓动下，葛菲让她帮忙。杨敏搭线过五六个相亲对象，但是葛菲认为对方“大男子主义”、“不尊重女性”，总是不了了之。

而葛菲在相亲中连连受挫，正是于天一操作系统脱敏法的导火索。诉讼中，明心公司称，杨敏表达了希望女儿恋爱结婚的想法，因此葛菲希望尝试系统脱敏法帮助自己逐渐适应与异性接触。但明心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也未采纳他们关于案涉咨询过程的说法。记者回听了22个小时咨询录音，并查阅了葛菲的咨询笔记，未找到相关佐证。

关于粟超的咨询风格，可以从他的微博主页说起。在由他本人认证的微博账号上，从2015年至今的9年里，他坚持每日更新一条心理学术语的名词解释（鲜少其他内容）。这个习惯延续到了咨询室内部。在咨询录音里，粟超将心理学专业术语信手拈来，如“潜意识”、“觉察”等等，并且习惯用概念分析人。

葛菲不想上班的心理，被粟超解读为“自恋”。葛菲的工作单位四周是城墙，由于父亲的影响，她认为那里是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恐惧上班，每次走近单位都会干呕。粟超说，期待环境变成符合自己期待的最美好的状态，这是自恋。

葛菲相信粟超的专业性，她把粟超的劝诫写进笔记本中，“如何克服自己不想上班的自恋心理”。杨敏说，哪怕她为女儿请了假，女儿还是会坚持上班。

粟超解读“不想上班”是自恋，葛菲内化了这种说法。澎湃新闻记者陈媛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