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土地财政不应被视为一个即将落幕的问题,而是必须校正其短期行为特征,更好地借鉴国际经验,一步一步发展出健康、广义的土地财政。
问:财税方面可以说是改革力度突破口、先行军,您是1994年分税制变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能简单介绍下分税制的由来吗?您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税制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贾康:财税改革也成为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如何标本兼治最终根本性化解基层财政困难是改革必须要啃的“硬骨头”。
自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从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生产建设型高度集中模式,改为以“分灶吃饭”的财政新体制为突破口,实施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并要求在财政转型中进一步对企业推行一系列放权让利改革,内在逻辑就是为我国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主体公平竞争。
在分灶吃饭的局限性和弊端逐渐显露之后,基于大量研究探索,根据邓小平南巡后确立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我国又实行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其里程碑意义和历史性贡献是:在改革进程中以“经济性分权”取代“行政性分权”,“三位一体”地规范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公权体系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这种从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绝非所谓“重启集权时代”之举。
走过30年,我们在肯定财税制成绩的同时,不得不认识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把所有的省以下的体制文件综合在一起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省以下还没进入到分税制状态。
基层出现的财政困难、地方隐性负债风险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的偏颇等问题,其体制性根源就在于此——省以下的分税制尚未落地。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实质性地深化分税制改革,使中国的分税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全面贯彻实施。中央文件表述上,从十八大、十九大直到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明确交代了三大任务:一是预算改革,要进一步公开、规范,约束有力、讲求绩效。二是税制改革,事关优化分配和再分配机制,推动共同富裕,以及一定要打造地方税体系,使不同地方政府层级都能够掌握稳定、以正税为主的收入来源——这是税制改革结合多目标的任务。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体制关系,使事权和财力与支出责任合理化呼应、匹配,规则要可操作。三大任务核心内容,是完成与市场经济匹配的分税制深化改革的任务。与过去相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对于地方税制体系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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