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那些不被看见的精神障碍女性隐形困境与微光希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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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8 11:35:38 虎嗅APP

作为“00后”的夏夏正面临着婚姻问题。

在跟社工小明交流的时候，夏夏隐约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她说自己想要结婚，这样“会有个男人和我说话，会做饭，陪着我”。她甚至想过，要“想先结婚再去赚钱”。

前几年有人来提亲——那个同样有着一个障碍儿子的母亲，有一天没打招呼早上贸然闯到夏夏家里，说要带她回自己家，还借着下雨淋湿了为由，非要给夏夏洗澡。过了几天，她又发消息给何花，“你们小夏的腿怎么回事？走路瘸的。身上也有些脏脏的黑点。”她没相中夏夏，还把给夏夏买的白色棉袄和裤子拿走了。这之后，还来过一个“正常”男孩提亲，他会开车，在厂里工作，长得很胖，嘴巴可会说，但也没看上夏夏。

何花认为，未来女婿至少得有房子，这样女儿婚后好有个安稳的地方住着。她不排斥未来的女婿是残障人士。至于彩礼钱，虽然还没在家里正式讨论过，但她放出话来，说是会拿给夏夏自己去过日子。

“我们一起试一下，可以走到哪里“

“社会上普遍会认为她们是没有希望的一群人。”刘玉方说。有时候村支书带她们去看望村里的精障女性，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看多可怜啊，但是没办法。”

2019年，刘玉方从北京的公益组织返回家乡新余，和伙伴袁晶发起成立了江西协作者。最初是想给留守儿童提供支持，但几年走访下来，他们发现村里精障女性的大量隐身存在。大约两年前，机构启动了关爱农村精神障碍女性项目的尝试。

社会学硕士专业毕业的小明当时刚留学回来，在江西协作者工作。炎热的夏天，他和刘玉方前往乡下寻找“村里的傻女人”。

我国目前尚未有农村精神障碍女性的数据统计，她们零星而隐蔽地分散在各个村落里。

最初接触的时候，刘玉方也会感受到隔阂、距离，甚至是恐惧。有一次她在一个孩子家里了解情况，孩子爸爸跟她说，我老婆是精神分裂。刘玉方下意识地有些害怕，焦虑不安地进行接下来的交流。

等到项目真正做起来，走访的家庭多了，她才慢慢掌握了和这些女性沟通的技巧。如今在江西协作者，这些女性被统称为“姐妹”。而刘玉方和同事最简单且直接的目标是，协助姐妹们建立一些支持网络，减轻她们日常生活的无助感，改善生活质量。

农村那些不被看见的精神障碍女性隐形困境与微光希望

精障女性们一起玩123木头人游戏

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一开始，江西协作者计划帮扶20个女性，但后来只能面向10人，主要是因为资金有限。项目进行线上筹款时，一开始收到很多积极的反馈——人们普遍认为有意义，愿意关注，但真到捐钱时，却更愿意捐给农村儿童教育项目。相比起来，孩子显然是更有希望、更有可能获得改变的一群人。也因此，项目目标计划筹款11万，最后只达到3万。

“有人会说，她们走出来又能怎么样？但如果你不走出来，可能你永远不知道能怎么样，只有走出来才有更多的可能。”刘玉方尝试带着她们走出家门。

社工们从最细微的事情开始，包括基础衣食住行的物质帮扶，带着精神科医生上门作康复指导，还开展了联谊活动，带着她们做手工，出门短途郊游，支持她们交朋友。

农村那些不被看见的精神障碍女性隐形困境与微光希望

星星家门口，夏夏和她唯一的朋友星星，星星在练字

联谊活动对女孩和女人们来说是件隆重的事——她们会精心挑选、搭配衣裤和配饰，像是去参加一次重要的晚宴。即便这些五颜六色的衣服和首饰，很多是她们从垃圾堆里翻拣出来的，或者是别人送的。

四月中旬的一次活动在夏夏家举行，她最好的朋友星星，穿着一件旧得发黄的白色碎花汗衫，背着小书包来了。书包是妈妈扫垃圾捡来的，星星掏出一小块面包，分给夏夏吃。“谢谢”，夏夏一边低着头接过来，撕开包装塞嘴里，一边嘴唇颤抖着说出这两个轻微得几乎听不见的字。她留着及耳短发，驼背，方脸，眼尾细长，总是低头偷偷看人。只有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才会重复几个简单的词汇。

吃完面包，23岁的星星和21岁的夏夏像小学生一样玩起了跳房子、一二三木头人。

农村那些不被看见的精神障碍女性隐形困境与微光希望

夏夏（中），星星（左），小妹一起玩跳房子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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