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制度性竞争的阴影笼罩一切
在中欧关系发展的过程中,2019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欧盟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所遵循的对华政治接近路线发生了范式转变。在《欧盟与中国:战略展望(2019)》文件中,欧盟对中国成为“领导性的世界大国”抱有怀疑态度,并为自己设定了“更加现实、自信和多层面的方式”作为目标。这意味着欧盟认为,过去的对华政策不够现实和体现自信,并决定对中国采取“更为细致”的方法,也就是说不仅只着眼于合作。
于是,中国从昔日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具有复杂且不乏矛盾的三重角色定位,即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种三重角色的定位——尤其是对制度性对手的强调——显示出与特朗普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相似之处。
德国在欧盟率先进行其对华政策的重新定位。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在口头上冲在第一线的不是政界,而是普遍被认为是中德合作样板的德国经济界。2019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在一份政策文件中指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与中国模式之间的“制度性竞争”,[xviii]称欧盟与中国的合作空间已经大大缩小,而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中方惊讶于欧洲对以往对华政策的自我否定,以及选择性地、以欧洲为中心地赋予中国角色所反映出的机会主义。[xix]在这种新的中国叙事中,工具理性被伪装成道德化的价值观。欧盟在崛起的中国面前“软弱无力”的说法也缺乏说服力。这种叙事更多地表达了欧盟主观上认为自己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丧失了重要性,而这个多极世界的蓬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一强独大。在官方层面,中国反对欧盟“竞争者”、尤其是 “制度性对手”的提法,呼吁回归中欧的“伙伴关系”。[xx]
中方如何解释欧盟对华政策从“伙伴关系 ”转向“制度性对手 ”的动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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