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产科的新人引进也成为一大问题。
刘梦婷今年28岁,刚从西南地区某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自去年七月结束在一家三甲医院妇产科的规培后,她一直处于在家待业状态,投了十几家公立医院的招聘,回应寥寥无几。
据刘梦婷了解,今年妇产岗位相比于去年少了一半左右。她规培时期的同事有些入职了家乡偏远地区的公立医院,有些去往妇幼保健院,因为之前综合医院所在的产科已经关停。
助产士是产科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徐鑫芬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部主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主任委员,她说:“我国目前助产士人数不多,质量不高,教育不完善。我们国家关于如何培养专业的、有胜任力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助产人才队伍显得无从着力。”
去年,徐鑫芬发现因为学生选择助产专业意愿下降,很多院校开始停招助产本科。山东某护理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一直积极推动助产本科的发展,去年退休时含着眼泪和徐鑫芬说:“这个助产专业是在我手里心心念念地建立起来的,建起来也没有几年,好像一个新生儿刚刚学会走路就夭折了。”
虽然有大批冗余的产科医护,但我国专业化的产科人才队伍却不足。徐鑫芬以助产士为例,发达国家生育期年龄女性跟助产士之比是1000:1,我国是4000:1。“如果认为分娩时的护士才是助产士,那么生育率下降,助产士就多出来了。如果认为助产士分管生育期妇女性生殖健康、孕产妇青少年儿童新生儿的健康,那助产士完全是不够的。”关停潮下拿什么拯救产科。
徐鑫芬认为,我国没有独立的助产专业教育体系,只要获得护士资格,或碰巧分到产房并经过短期培训,就能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自动成为助产士。与国际助产专业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职业范围相比,我国助产士通过普通护理考试进行职称晋升,并不能体现助产士的专业能力。
“我们助产士和妇女在一起,通过捍卫妇女的选择权和倾吐她们的声音来优先重视和尊重她们的价值观。在工作中,我们始终陪伴妇女,使她们的生殖健康体验尽可能是积极的。”徐鑫芬表示,产科不只与生育相关,更体现了对女性健康水平的医疗保障。
范玲认为,产科的稳定性和发展未来,对于国家的人口状况至关重要。如果产科不稳定,即使生育率提高,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孕产期风险和问题。“只有通过国家层面的强制政策和对产科的特别支持,明确规定公立医院不允许关闭产科,并强调产科的服务性质和公益性质,产科才能够继续发展。”
幼儿园关停的现象正在加剧,这是少子化趋势对教育领域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例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人数为4093.0万人,与2022年相比减少了534.5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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