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市场热议央行购买国债以实现基础货币投放的话题近期有了新动态。4月23日，财政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应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的协调配合，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支持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以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上海某机构债券交易员向财联社透露，财政部的这一表态对当日债市产生了一定影响。4月23日早盘，国债交易呈现出走强态势。截至发稿时，中国10年期、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下降了0.22%和0.18%。

多位接受财联社采访的人士解读，财政部的表态是对央行扩大购买国债规模释放出明确且肯定的信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4月23日表示，财政部的表态澄清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央行在二级市场交易国债作为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并无法律障碍；二是央行大规模购买国债以发挥类似QE（量化宽松）功能并非政策初衷和目标。

同日，国元证券固收首席杨为敩认为，财政部支持央行进场购买国债的表态具有深层次政策铺垫的意义，预示着可能转向执行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而非单纯的货币政策补充。

连平进一步指出，央行已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只是尚未特别关注其基础货币投放功能。未来，央行或将根据流动性状况和宏观政策需求适时进行相关操作。

深圳某券商固收首席在接受财联社采访时表示，当前对利率曲线的控制力度减弱，此时公开市场引入购买国债工具恰逢其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整体中性，具体效果取决于购买数量、方式和时机等因素。

针对打造新的“新货币政策机制”以及强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议题，杨为敩认为，若央行增加购买国债以实现基础货币投放，这不仅是货币政策的补充，更是重大政策转向，可能预示着将实施相对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4月初指出，央行购债话题引发广泛关注，源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节点，面临地方债务风险化解、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提振居民消费倾向、增强企业投资信心等挑战。市场对政策支持抱有更高期待，其中可能包括建立“新货币政策机制”以助力化解地方债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4月23日财政部文章重申，协同的财政金融政策是提升金融供给质量的关键驱动力。当前，积极财政政策需与稳健货币政策协调，打出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的“组合拳”。

温彬分析，当前财政政策仍有加码空间，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较低，自发性融资依然偏弱。考虑到2023年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集中发行，对当年债务限额剩余空间使用较多，2024年继续大幅发行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他预计2024年我国将呈现宽货币与宽财政的政策组合，债务风险化解将在“宽货币+宽财政”的金融环境中推进。

关于中国版“量化宽松”以及央行购债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中国实施QE需更激进的财政政策及解决一系列技术性难题，当前条件尚不成熟，且我国货币政策仍处正常空间，无需诉诸QE。管涛指出，人民银行已拥有丰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适度，只要货币增速保持稳定，购买国债或再贷款仅是操作方式的选择。

中信建投固收首席曾羽则认为，不能简单依据央行是否购买国债来界定是否为QE或现代货币理论（MMT）。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适中，只要货币增速稳定，购买国债或开展再贷款都是工具选择问题。

民生银行温彬同样认为，尽管央行购债形式相似，但与QE、财政赤字货币化在政策安排和逻辑上存在差异，是我国调节长期流动性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西方量化宽松有别。未来，央行需在与市场沟通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曾羽指出，过去央行未直接买卖国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信用体系。然而，近年来政府债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增速已趋势性超过贷款。这意味着当前央行增加购买国债的时机已然成熟。

曾羽判断，央行购买国债的可能触发点是1万亿新增特别国债发行，届时央行可能会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一定量特别国债，但货币扩张增速可能不会显著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