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到我这个年纪了，我还要教什么书？我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写写东西，自己出去玩玩。但这也是一个跟年轻人建立联系的渠道，一个平台，一种方式。你跟那些博士们，尤其是跟与自己同行的从事文学创作的博士们交流，也会让自己得到对文学新的感悟。”

显然，莫言乐在其中。北师大的大师工作坊已经办到第十七期，每期都叫来老师、同学、刊物编辑、评论家等等一大伙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对某个学生的一批作品集中研讨，有的建议甚至抠到了一个标点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老师的他也受益匪浅。

“比如说到哪个学生的某个作品缺点，我会反省，哎哟我哪篇小说里的某个地方处理得也不对，说到哪个学生的某个作品优点，我也会想，对对对，应该这样写。”

他很欣慰地看到，学生们在不断地发表作品，而且在读者中也能引起很好的反响，“他们同学之间有这样一种氛围，甚至一种比赛，都憋着劲儿写，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我当年之所以写那么多的作品，就在于我们军艺班上的35个同学，谁也不服谁，你写了一篇，我也写一篇，都憋着劲儿干，然后写作的动力就会源源不断，灵感也会源源不断。”

今年年初，创意写作成为了二级学科，似乎也给“写作能不能教”这一长期争议一个结论。莫言想强调的是，不要把学生都教成一样的作家，尤其是不要教成和他一样的作家。“一个作家最根本的，叫作‘创作的灵魂’的东西，我们只能是帮他来强调，但不是我们给他的。他要依靠这样一个特点来长成大树。这个东西是没法教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相信创意写作会促进一个作家较快、较规范的成长。一个写作者在个人摸索状态下需要三五年才能悟到的东西，在学院的熏陶和教育之下，可能两三个月就明白了，“所以他们赢得了很多宝贵的青春时间，能更早地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当然，也更早地成名。”

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学院派写作会不会把其他写作爱好者的路都“堵死”了？

“我觉得不会，才华总是压不住的。学院训练出来的作家成为一个群体，他们会带着某些共同的特征。而那些自己生长出来的，民间‘野生态’的，也许会冒出一些更有个性的作家。这两个群体都是不可替代的。”

瞬间的解放

如果不去外地，不去学校，莫言通常会这样度过他的一天：早起吃过早餐，读读书，写点小东西，中午睡个午觉，下午起来写写字，晚上看看电视。若是碰上好的戏剧演出，还要出去看看戏。

“当然，我也刷手机，也会看短视频，有时候一刷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莫言毫不掩饰他对手机的“又爱又恨”。“爱”的是确实方便，什么问题难住了，一搜就出来了。“恨”的是不知不觉地刷了两个小时手机，最后问自己看到什么了，学到什么了，似乎又什么都没有。有一天他还突发奇想：再刷500年的手机，人的眼睛，人的手，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好在，刷手机再“不由自主”，也够不上诗词书法带给他的快乐。

这些年，莫言爱上了写毛笔字。写毛笔字是一个可以忘掉时间的活动，它跟写小说不一样，一旦进入情境，就像打扑克摸牌似的，总感觉下一张会比上一张好。这样写着写着，即使一直站着，他也不觉得累。

写毛笔字的莫言

为了获得更多的灵感，他和王振还经常“在路上”。两人的行走路线从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到黑龙江东极太阳广场再到北极村，从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西双版纳转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西南边陲。看到名人墨迹时，他会在自己的腿上比画，看到好的诗句，他也会喉咙发痒，想吼几声自己的句子。

除了寻访名人墨迹，他们还格外留心民间的书法，比如一些地方博物馆的陈列、一些散落于各个角落的牌匾和对联。两人一路玩，一路拍。在王振看来，莫言拍下了几万张照片，都有很独特的贴近生活的视角，一棵老树芬芳四溢，一口古井滋养万家，一片梯田龙腾虎跃，一座石桥四通八达，一段历史英雄辈出。他所写下的诗词，也多的是人生感叹，多的是妙语连珠。

2013年，因为老师童庆炳的一句“在古典文学方面，尤其是格律诗词方面下下功夫”，爱写打油诗的莫言开始在古典诗词上留意：每写出一首诗来，就认真地对照一下，看看到底哪个地方不符合格律，慢慢也能体会到所谓的推敲是怎么回事了。

有时灵感来得飞快。一次参观结束回到住处，饭还没吃，莫言突然感觉“诗来了”，王振赶紧找出笔墨纸砚，随后莫言一写就是两个小时，纸张铺满了整个房间。还有一次在烤肉店，因为没有可供誊写的纸，莫言赶紧先用防溅油的“纸兜兜”抄录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