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为了和更多年轻人沟通，莫言开了公号“莫言”。让他感动的是，其中很多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小文章依然能唤起当下年轻人的共鸣。大部分留言者是90后、00后、10后，有喊他“莫言爷爷”的，有唤他“莫言伯伯”的，他们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有人愿意倾听，愿意理解，愿意共情。

跟着这些年轻人，莫言很快学会了几个新词——“内卷”、“躺平”、“佛系”。

他想到自己的十几二十岁，“那时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好像也不比现在小。”

1955年，莫言在山东高密一户农家出生。刚刚12岁的时候，他小学还没毕业便开始务农了。一年365天，起码300多天要下地干活，一年之中只有一两次机会跟着生产队的马车去县城。再大一点，他和伙伴凑到一块，也感叹今后无非是娶妻生子，再重复父母为他们操劳的一切。

像一个循环，根本看不到希望。

但和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不一样的是，因为大哥上过学，莫言还有机会读到几箱中学教材。他就是在那时候读到很多剧本，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屈原》《林家铺子》《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当其他同龄人在为工分和对象焦虑的时候，莫言冒出了两个“白日梦”，一个有关大学，一个有关文学。

他想不到的是，因为三次命运的转折点，他的梦实现了。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73年。那一年，他成为县棉花加工厂的农民合同工，尽管还是一个农民，但他身处工厂，每天和数百个年轻人待在一起。这些年轻人里有一部分是青岛来的下乡知青，他们读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有的还多才多艺，能拉能唱，一下打开了莫言的眼界。

1976年，第二个转折点来了，莫言离开高密，到烟台黄县当兵。他首先感受到，这里是一个只要好好努力就能得到肯定的地方。更惊喜的是，每到星期天，他可以把整整一天都拿来看书。尤其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图书馆管理员，他因此有机会集中阅读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包括大量的剧本、长篇小说。他从1977年开始订阅《人民文学》，连订三年，每一次刊物来了之后，他都一字不落地从前言读到最后一页。

在疯狂的阅读中，莫言开始学习写作了。

1976年春初入军旅，莫言在山东黄县

1979年，莫言调到保定当政治文化教员，他一边给学员讲马列主义，一边创作，最早的小说都发表在保定的《莲池》。因为1983年的一篇《民间音乐》，莫言得到了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老先生的赏识。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组建文学系，正招收第一届学员，莫言就带着这篇小说和孙犁的评论去北京报名。惊险的是，人到北京，报名期限已过，莫言差一点错失机会，但当时军艺的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认定莫言是个写作的好苗子。于是1984年9月，30岁的莫言终于重返校园。他走进军艺，正式迎来他心目中命运的第三次转折。

在军艺那两年，莫言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了“自我”——知道了自己该写什么，知道了在农村的二十多年生活就是一个素材的宝库。1985年，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那个沉默、倔强又充满灵性的“小黑孩”一下惊艳了文坛，也让“莫言”成为1985年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个名字。紧接着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头条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又引起巨大轰动。也是这一年夏天，张艺谋找到了莫言。那部震撼人心的高密东北乡影片于两年后上映，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人们由此看到一个年轻的导演和作家共同走向世界。

“今天的年轻人也有理想，也会想改变命运的办法。”当莫言重温电影《牧马人》，他依然对剧中女主人公模仿《列宁在1918》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最有印象，“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87年，电影《红高粱》拍摄时莫言与巩俐、姜文和张艺谋合影

相互的教学

这些年，莫言也发现自己低估了年轻人，以为孩子们一直在学校里，好像什么都不懂，但实际上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看书更多，每个人的生活也很丰富，“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当然，还有想象力。”

2013年，莫言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作家莫言也是老师莫言，他将更多精力投入教育，现在带着五个博士生。

莫言的博士生焦典记得，刚入学那会她出于一种汇报心态提交了一篇短篇小说，根本没想过老师会怎么留心。结果几天后，她就收到了莫言用毛笔字手写的十几页修改意见，具体到小说中的某个角色名字要不要修改，某个意象是用鲨鱼好还是鳄鱼好等等。

不谈文学的时候，莫言也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莫言的博士生李嘉茵发现老师乒乓球打得很好，会扣球，师弟师妹时常接不住，忙得跑前跑后，满地捡球。一个师妹说，如果当年打乒乓球能吃上饺子，年轻的莫言老师估计能进省队。

莫言在北师大大师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