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西郊的两块砖书房，莫言正站在一张长长的书桌旁挥毫：“一江春水向东流”。写到“东”字时，他轻声嘀咕了一句：“有没有河水向西流呢？”

这天是星期一，第二天就是公号“两块砖墨讯”发文的日子。五年前，莫言与书法家好友、舒同研究会会长王振一起开了这个公号，专门分享诗词书法。在发文之前，王振会把要用到的书法作品依次放大几十倍，两人边看大屏幕边琢磨，这个韵对不对，那个字好不好，讨论了大半天，索性起身再写一遍。

这一期的公号内容让人欢喜。它有关12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与内蒙古通辽的先心病患儿，他们因为莫言发起的慈善项目得到了免费的手术治疗，而且全部手术成功。莫言开心地没有午休，接连写下“喜闻病儿愈，乐见幸福临。与友举觞庆，挥毫复唱吟”“笔大涵墨多，无私天地宽。人在风中立，何惧乱衣衫”等等诗句。

莫言一直很喜欢孩子。作为一个“晚熟的人”，孩子的天真和无邪，是他最为珍视，最想去维护的存在。这些年，亲友们都知道他在为慈善奔波——一群素不相识的先心病与孤独症患儿，让这个自获诺奖后就尽量少说话的作家自愿站出来，公开呼吁更多人关心慈善，加入慈善。

这并不容易。

莫言海报设计：碧晨

回望近十年，莫言得到过爱与肯定，也遭受过谩骂与伤害。用他的话说，十年经历写出来，一定是一部漫长的小说。

但他对种种经历的回应，就像他在这次对话中给我的感觉——真诚、和善。尽管一度悲观和低落，但他依然相信真诚与和善永远是世界的多数，也相信投入慈善，以及投入文学、艺术等另一种意义上的“慈善”，是他和这个世界最好的相处。

他不再把自己关起来，而是和更广阔的世界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他和王振一同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学习民间的历史文化，也把一路见闻感想都记下来，以诗词、书法、戏剧、小说等各种形式与更多读者分享。他开公号，带学生，去医院看望患儿，在和越来越多“小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光里，忘记了自己已经从一个中年人变成了一个老人。

今年，莫言虚岁70了。

但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成为一名剧作家、写出有新意的小说、让毛笔字有点进步、再写几首好诗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时光还是过得越来越快。过去，你像儿童时代，盼个春节多么漫长。现在感觉，去年的鞭炮硝烟还没散，今年的春联又贴到门上了。”

如果可能，他真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命运的转折

2021年，为了和更多年轻人沟通，莫言开了公号“莫言”。让他感动的是，其中很多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小文章依然能唤起当下年轻人的共鸣。大部分留言者是90后、00后、10后，有喊他“莫言爷爷”的，有唤他“莫言伯伯”的，他们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有人愿意倾听，愿意理解，愿意共情。

跟着这些年轻人，莫言很快学会了几个新词——“内卷”、“躺平”、“佛系”。

他想到自己的十几二十岁，“那时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好像也不比现在小。”

1955年，莫言在山东高密一户农家出生。刚刚12岁的时候，他小学还没毕业便开始务农了。一年365天，起码300多天要下地干活，一年之中只有一两次机会跟着生产队的马车去县城。再大一点，他和伙伴凑到一块，也感叹今后无非是娶妻生子，再重复父母为他们操劳的一切。

像一个循环，根本看不到希望。

但和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不一样的是，因为大哥上过学，莫言还有机会读到几箱中学教材。他就是在那时候读到很多剧本，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屈原》《林家铺子》《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当其他同龄人在为工分和对象焦虑的时候，莫言冒出了两个“白日梦”，一个有关大学，一个有关文学。

他想不到的是，因为三次命运的转折点，他的梦实现了。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73年。那一年，他成为县棉花加工厂的农民合同工，尽管还是一个农民，但他身处工厂，每天和数百个年轻人待在一起。这些年轻人里有一部分是青岛来的下乡知青，他们读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有的还多才多艺，能拉能唱，一下打开了莫言的眼界。

1976年，第二个转折点来了，莫言离开高密，到烟台黄县当兵。他首先感受到，这里是一个只要好好努力就能得到肯定的地方。更惊喜的是，每到星期天，他可以把整整一天都拿来看书。尤其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图书馆管理员，他因此有机会集中阅读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包括大量的剧本、长篇小说。他从1977年开始订阅《人民文学》，连订三年，每一次刊物来了之后，他都一字不落地从前言读到最后一页。

在疯狂的阅读中，莫言开始学习写作了。

1976年春初入军旅，莫言在山东黄县

1979年，莫言调到保定当政治文化教员，他一边给学员讲马列主义，一边创作，最早的小说都发表在保定的《莲池》。因为1983年的一篇《民间音乐》，莫言得到了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老先生的赏识。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组建文学系，正招收第一届学员，莫言就带着这篇小说和孙犁的评论去北京报名。惊险的是，人到北京，报名期限已过，莫言差一点错失机会，但当时军艺的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认定莫言是个写作的好苗子。于是1984年9月，30岁的莫言终于重返校园。他走进军艺，正式迎来他心目中命运的第三次转折。

在军艺那两年，莫言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了“自我”——知道了自己该写什么，知道了在农村的二十多年生活就是一个素材的宝库。1985年，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那个沉默、倔强又充满灵性的“小黑孩”一下惊艳了文坛，也让“莫言”成为1985年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个名字。紧接着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头条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又引起巨大轰动。也是这一年夏天，张艺谋找到了莫言。那部震撼人心的高密东北乡影片于两年后上映，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人们由此看到一个年轻的导演和作家共同走向世界。

“今天的年轻人也有理想，也会想改变命运的办法。”当莫言重温电影《牧马人》，他依然对剧中女主人公模仿《列宁在1918》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最有印象，“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87年，电影《红高粱》拍摄时莫言与巩俐、姜文和张艺谋合影

相互的教学

这些年，莫言也发现自己低估了年轻人，以为孩子们一直在学校里，好像什么都不懂，但实际上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看书更多，每个人的生活也很丰富，“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当然，还有想象力。”

2013年，莫言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作家莫言也是老师莫言，他将更多精力投入教育，现在带着五个博士生。

莫言的博士生焦典记得，刚入学那会她出于一种汇报心态提交了一篇短篇小说，根本没想过老师会怎么留心。结果几天后，她就收到了莫言用毛笔字手写的十几页修改意见，具体到小说中的某个角色名字要不要修改，某个意象是用鲨鱼好还是鳄鱼好等等。

不谈文学的时候，莫言也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莫言的博士生李嘉茵发现老师乒乓球打得很好，会扣球，师弟师妹时常接不住，忙得跑前跑后，满地捡球。一个师妹说，如果当年打乒乓球能吃上饺子，年轻的莫言老师估计能进省队。

莫言在北师大大师工作坊

“按说到我这个年纪了，我还要教什么书？我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写写东西，自己出去玩玩。但这也是一个跟年轻人建立联系的渠道，一个平台，一种方式。你跟那些博士们，尤其是跟与自己同行的从事文学创作的博士们交流，也会让自己得到对文学新的感悟。”

显然，莫言乐在其中。北师大的大师工作坊已经办到第十七期，每期都叫来老师、同学、刊物编辑、评论家等等一大伙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对某个学生的一批作品集中研讨，有的建议甚至抠到了一个标点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老师的他也受益匪浅。

“比如说到哪个学生的某个作品缺点，我会反省，哎哟我哪篇小说里的某个地方处理得也不对，说到哪个学生的某个作品优点，我也会想，对对对，应该这样写。”

他很欣慰地看到，学生们在不断地发表作品，而且在读者中也能引起很好的反响，“他们同学之间有这样一种氛围，甚至一种比赛，都憋着劲儿写，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我当年之所以写那么多的作品，就在于我们军艺班上的35个同学，谁也不服谁，你写了一篇，我也写一篇，都憋着劲儿干，然后写作的动力就会源源不断，灵感也会源源不断。”

今年年初，创意写作成为了二级学科，似乎也给“写作能不能教”这一长期争议一个结论。莫言想强调的是，不要把学生都教成一样的作家，尤其是不要教成和他一样的作家。“一个作家最根本的，叫作‘创作的灵魂’的东西，我们只能是帮他来强调，但不是我们给他的。他要依靠这样一个特点来长成大树。这个东西是没法教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相信创意写作会促进一个作家较快、较规范的成长。一个写作者在个人摸索状态下需要三五年才能悟到的东西，在学院的熏陶和教育之下，可能两三个月就明白了，“所以他们赢得了很多宝贵的青春时间，能更早地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当然，也更早地成名。”

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学院派写作会不会把其他写作爱好者的路都“堵死”了？

“我觉得不会，才华总是压不住的。学院训练出来的作家成为一个群体，他们会带着某些共同的特征。而那些自己生长出来的，民间‘野生态’的，也许会冒出一些更有个性的作家。这两个群体都是不可替代的。”

瞬间的解放

如果不去外地，不去学校，莫言通常会这样度过他的一天：早起吃过早餐，读读书，写点小东西，中午睡个午觉，下午起来写写字，晚上看看电视。若是碰上好的戏剧演出，还要出去看看戏。

“当然，我也刷手机，也会看短视频，有时候一刷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莫言毫不掩饰他对手机的“又爱又恨”。“爱”的是确实方便，什么问题难住了，一搜就出来了。“恨”的是不知不觉地刷了两个小时手机，最后问自己看到什么了，学到什么了，似乎又什么都没有。有一天他还突发奇想：再刷500年的手机，人的眼睛，人的手，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好在，刷手机再“不由自主”，也够不上诗词书法带给他的快乐。

这些年，莫言爱上了写毛笔字。写毛笔字是一个可以忘掉时间的活动，它跟写小说不一样，一旦进入情境，就像打扑克摸牌似的，总感觉下一张会比上一张好。这样写着写着，即使一直站着，他也不觉得累。

写毛笔字的莫言

为了获得更多的灵感，他和王振还经常“在路上”。两人的行走路线从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到黑龙江东极太阳广场再到北极村，从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西双版纳转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西南边陲。看到名人墨迹时，他会在自己的腿上比画，看到好的诗句，他也会喉咙发痒，想吼几声自己的句子。

除了寻访名人墨迹，他们还格外留心民间的书法，比如一些地方博物馆的陈列、一些散落于各个角落的牌匾和对联。两人一路玩，一路拍。在王振看来，莫言拍下了几万张照片，都有很独特的贴近生活的视角，一棵老树芬芳四溢，一口古井滋养万家，一片梯田龙腾虎跃，一座石桥四通八达，一段历史英雄辈出。他所写下的诗词，也多的是人生感叹，多的是妙语连珠。

2013年，因为老师童庆炳的一句“在古典文学方面，尤其是格律诗词方面下下功夫”，爱写打油诗的莫言开始在古典诗词上留意：每写出一首诗来，就认真地对照一下，看看到底哪个地方不符合格律，慢慢也能体会到所谓的推敲是怎么回事了。

有时灵感来得飞快。一次参观结束回到住处，饭还没吃，莫言突然感觉“诗来了”，王振赶紧找出笔墨纸砚，随后莫言一写就是两个小时，纸张铺满了整个房间。还有一次在烤肉店，因为没有可供誊写的纸，莫言赶紧先用防溅油的“纸兜兜”抄录文思。

“所谓的文人书法，都是建立在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烂熟于心的基础上的。只有理解古人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创造过程以及他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才能够发现我们的差距。”在这个过程中，莫言希望自己能与古典式文人接上一种气息。

他喜欢李白和杜甫，因为他们身上都有让他怦然心动的东西。“杜甫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对底层劳动人民那种深刻的同情。李白那样一种神驰八荒的想象力，那样一种放浪不羁的精神，这都是令人羡慕的。当然做到不容易，但是偶尔想一想他们，也会让自己瞬间获得了一种解放。”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还发现自己会从喜欢一个或者两个诗人，慢慢地变成一种博爱，“你会感觉到进入到我们文学史的这些作家们、诗人们，每一个都是你可以崇拜的、可以学习的对象，他们都有过人之处，否则留不下的。”

最近三个月，莫言的书桌上又摆上了两套书，一套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套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70岁时再打开青春岁月读过的这两部，他发现自己读出了很多当时没有的感受，对书中人物也多了一层更深的理解。

不单是重读文本，他还把《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等当年的经典影像也重温了一遍。“这样一种艺术的欣赏过程，实际上，是寻找自己的青春岁月。我现在看一个老电影，会想起当年我看这部电影时是多大岁数，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当时忽略了很多细节，现在都发现了。”

比如，过去他不能理解托尔斯泰对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的描写：写他臃肿的身体、酒色过度导致的面部浮肿，给人一种又笨又懒的感觉。

按照现在有的说法，这不是丑化吗？怎么会写得像一个反面人物一样？

“再读《战争与和平》，我感觉到托尔斯泰这样写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描写，才能在后面更显示出库图佐夫的伟大——就是这样一个人领导俄军打败了拿破仑。这样一个老英雄的形象，他不像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正面英雄，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描写。”

坚持的原则

一转眼，距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过去十二年了。

或许有人想问：难道获得诺奖算不上命运的转折点吗？

“算不上。”莫言的回答非常干脆，“因为获奖前跟获奖后，我的心态没发生什么变化。我非常清楚获得诺奖并不代表我就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中国当代作家里，比我优秀的有很多。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每个人都写出了别人不能代替的作品。”

在写作上，莫言是出了名的快：用30多天写出了28万字的首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用83天写出了58万多字的《丰乳肥臀》，用43天写完了50万字的《生死疲劳》……他写小说时的状态，就和他的想象力一样，腾空而起，一往无前。

“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一睁眼就写，一直写到半夜。毕竟上年纪了。”

但他对自己的写作依然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写得和以前不一样。2020年，莫言交出了打破“诺奖魔咒”的小说集《晚熟的人》。在这本集子里，莫言是写作者，也是小说人物，他在变化了的时代回到了变化了的故乡，一次次打量着变化了的自己，新的故事由此起飞。

小说集《晚熟的人》

到了去年，莫言又交出新作，这一次是话剧剧本——《鳄鱼》。

尽管人们更熟悉的是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但莫言一直对写剧本有着深深的迷恋。儿时的他深受家乡民间戏剧“茂腔”的熏陶，他真正的处女作也并非小说，而是一部名为《离婚》的剧本。在《鳄鱼》之前，他创作的剧本《我们的荆轲》和《霸王别姬》曾在国内外先后上演百余场，就连他的小说中也不乏戏剧的身影，比如《檀香刑》是一部戏曲化的作品，《蛙》的最后一章直接是一部和前文形成互文的话剧。

“我曾发下誓言，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型。”2019年，莫言与余华、苏童拜访莎士比亚旧居。在莎翁塑像前，莫言表达了自己全力投入戏剧创作的雄心。他玩笑道，由此就和余华、苏童他们“区别开了”。

剧本《鳄鱼》

新作《鳄鱼》通过一条无限生长的、会说话的鳄鱼，讲述了一个逃亡海外的贪官的故事，由此深入探讨了“欲望”这一主题。在评论家陈思和看来，不断增长的鳄鱼是一个象征，把人的欲望意象化。在今天，欲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它有力的地方，也有它可怕的地方，《鳄鱼》对此有着鲜明的表现。

它也容易让人想到莫言发表于1993年的反腐题材长篇小说——《酒国》。《人民文学》前编辑朱伟形容这部作品是《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在1990年代初就锐利地割到了多年后才让人们都感触到的社会黑色肿瘤。

但在人物塑造上，《鳄鱼》的贪官形象要比《酒国》中的立体、丰满得多。莫言没把这个贪官写成野兽，也没把他写得不通人性：他有反思，有忏悔，有精神上的觉悟，当然，还有绝望。

莫言一直坚信，在文学创作中，不管是“好人”和“坏人”，都要当人来写。从《酒国》到《鳄鱼》，时间过去三十多年，时代变化了，社会变化了，作家变老了，情感复杂了，对人的认识也更全面一些了，但他始终希望自己笔下出现的，是活生生的人，是真实可信的人。

“不管是写小说也好，还是写戏剧也好，我们最终要完成的就是对人物的塑造。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作品里出现典型的人物，在我自己的作品里没出现过，在别人的作品里也没出现过，成为文学史上的这一个，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当然，我能不能做到，这要读者来检验，要历史来评判。”

在文学阅读中，莫言也认为我们需要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过去的作品进行客观的分析。即使是蒲松龄、曹雪芹、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巴尔扎克、雨果等等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同样会受到时代的局限。

“我们这些198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将来被我们的后人评价的时候，依然是这样的，而且也是客观事实。我们有明显的时代的特征，我们也明显地受到时代的局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作家来持续地写作。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满足千秋万代的民族阅读的需要。”

在他看来，不要神化任何一个人，也不要有意识地妖魔化任何一个人。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也是文学阅读的基本原则，更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莫言长篇小说

内心的需要

也有人说，文学似乎不再是现在莫言唯一重要的事情。

这些年，当有网友提问“什么活动可以请到莫言”，莫言已经为一件事自愿参加了无数场活动，也前所未有地几次发表公开演讲、参与现场直播。

这件能让获奖后一向低调的他“大张旗鼓”的事，就是慈善。

王振一直记得那个场景，2023年5月20日，为了赶上武汉的慈善演讲，莫言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右手拉着行李箱，左手拿着身份证，穿过人群，钻过栏杆，在扶梯上疾走，在平地上飞奔。两人后脚刚刚跑进高铁门，就听到一声急促的哨声，之后当当地关门了，“那时，他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年近70的老人。”

这个老人的“为爱奔跑”或许可以以2014年为一个时间点。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莫言找到了心脏病专家胡大一，闲聊中第一次了解到先心病患儿这一群体：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他们很可能十几岁就夭折了，但一旦得到及时救治，他们可以恢复得和健康儿童完全一样。

于是，莫言分两次悄悄给胡医生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心病患儿救助项目捐了125万元。这125万治愈了西藏地区的62个患病儿童，当时红十字会想宣传，莫言拒绝了，他想到老人家常说：“善欲人知，不是真善。”

但这两年，莫言开始意识到帮助这群孩子是一件需要更多人参与的事情。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公布的最新报告，一项纳入1980至2019年超7696万名新生儿资料的分析显示全国新生儿先心病检出率持续上升。

“我觉得应该把慈善变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这么一个集体性活动。几个人做是不够的，大家都来做，一块做。你有钱多捐一点，没钱少捐一点，捐一个亿也不嫌多，捐一分钱不嫌少，实在一分钱都没得捐，你给我们点个赞，我觉得也是行善，你也会有好报的。”

2022年初，莫言和王振想到了用拍卖毛笔字的方式为先心病患儿筹集善款，由此开启了公益项目“莫言同心”。2023年8月，他们又为孤独症患儿发起新项目“与星同行”。在非洲大草原的篝火边上，“莫言同心”和“与星同行”的网上众筹正式启动，当莫言带头用手机完成捐款，就看到有一颗巨大的流星拖着金色的尾巴，划破了天鹅绒一般的夜空。

我问他，做慈善宣传需要公之于众，不担心让自己陷入舆论风波吗？

“为慈善挨骂是一种光荣，我不会后悔，也丝毫不会动摇我做慈善的决心。我做得不够好，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做。”莫言说，哪怕是讽刺挖苦，也是一种“行善”，因为这说明有更多人在关注，在监督，也激励自己把这件事做得更透明，更好。

今年春节前夕，他与王振又冒出新的想法。他们邀请余华、欧阳江河、谢有顺、雷平阳、李浩、徐则臣等作家朋友拿出各自的书法与画作，共同参与慈善拍卖。这一次凝聚了更多朋友之力的拍卖让电话询问者与上线竞拍者络绎不绝，参拍的23件作品全部拍出，换来了100.15万元。按前几年的情况估算，这笔善款至少可以让40名先心病患儿得到救助。

“你能想象一个人做了善事，心地光明的那种感情。”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的脑海中一下浮现出莫言说起此事时的欢喜，“我国大部分慈善事业是社会组织在做，个人慈善也有，但是像莫言这样年近70的知名作家为爱呼吁和行动，非常难得。与此同时，我国先心病与孤独症患儿数量庞大，大约有300多万，在全世界来说比例很高。”

刘伟还透露，截至今年2月，“莫言同心”项目已经救助了359个孩子，“与星同行”项目则救助了46个孩子。他们大部分来自我国中西部地区。这其中，莫言个人为先心病与孤独症患儿捐助的稿费以及用书法和劳务换来的善款，累计起来已有900多万。

在中华慈善总会的视频号里，可以看到许多受帮助家长自发的充满喜悦的留言。

来自湖北恩施的6岁土家族女孩雨馨就是那359个之一。雨馨一出生就患有心脏病，三个月时体重不到八斤，两岁之前几乎每个月都在住院。每每住院，医院还会下发“病危通知书”。

雨馨妈妈一度为此崩溃抑郁。她带着雨馨到处检查，也从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了解到雨馨的手术需要近四万元。可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一年的收入都不够雨馨一年的医药费。

但雨馨妈妈现在用“幸运”二字来形容她们的经历。2023年2月，雨馨和同一批申请“莫言同心”的十几个小朋友来到北京，马上被安排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孩子们的手术都很顺利，雨馨手术后半年完全恢复正常。她胖了四斤，还能靠自身的抵抗力躲过去年冬天的强流感。

“我很感恩。自从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对身边的人也更宽容了。”雨馨妈妈说，“莫言帮了这么多孩子，一定是一位非常有大爱的人。”

莫言手书的“福”字

但在莫言心里，实际上是这群孩子帮助了自己。慈善不仅仅是付出，也是获得。慈善是他的内心需要。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绝望，但是通过做慈善，我觉得我还能够用我的努力帮别人减少痛苦，尽管是很少的一部分的人。哪怕是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的帮助恢复了健康，说明我还是有用的。这也是我确认自己价值的一个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做慈善也是让我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唤醒我的自信。”

他说，是慈善，给了自己“一个理直气壮地活下去的理由”。

定论在未来

事实上，文学依然是莫言最重要的事情。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比如说慈善，它好像跟文学无关，但也不是绝对无关。我在这个过程中，对孩子的一些认识，对自己内心的一些发现、一些觉醒，这些都是文学对人的理解，是文学基本的元素。没准哪一天，我的小说里就可以用得到。所以只要你选定了以文学作为职业，那么一切的活动，都是跟文学有关的。”

在评论家谢有顺看来，假如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无论谁站在莫言这个角色上，都会有很多为难，很多顾虑。“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没有在得奖后乱写作品，没有透支自己写作的声誉，更没有拿自己的名声去变现。他一直对写作非常审慎，也热心地参加一些纯粹的文学活动，扶助了不少年轻人。如今他在公益事业上，又给作家们做了一个榜样。”

谢有顺相信，一个作家做的所有事情，无论是写作还是慈善，都是在这些事情里看见了自己，完成了自己，“莫言做这些事，他内心一定有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精神的感召。他的一切，出于真心。”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诺奖作家”这个身份，莫言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仅是现在的一言一行，过去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往往也会被扒出来，用放大镜来看。

李嘉茵记得，一次师姐焦典获得了一个文学奖，说自己得了这个奖就像得了诺奖一样高兴，结果老师摸了摸头顶，自嘲地接了句：“别得诺奖了，你看老师多狼狈啊。”

让焦典伤感的是，有一次她去办公室找老师，发现老师坐在椅子上直叹气，说没想到曾经的一位多年好友突然在网上指责自己。

“这些年在老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沉默’吧。”焦典想到，她得了奖学金，老师告诉她“自己高兴就好”，她的新书加印了五六次，老师又敲打她“低调做人吧”。

“我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公众人物，但不幸地成为了公众人物。成了公众人物，就得承受公众人物应该承受的。”莫言说，“我也相信，如果换上另外一个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下场’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我现在期盼中国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赶快出现，那个时候，我希望他/她能够得到的好评比我多，得到的差评比我少。”

如果说这“可以写成一部长篇”的十年对自己产生了什么具体的影响，那就是让他对人，尤其是对互联网时代的人，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他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幸运，让他用这样一种独特的角度，了解了人的复杂性，人的可爱和可怕，人的高尚与卑鄙。

“至于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任人评说吧。而且我也坚信，对一个作家的评判，在当代，更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