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法》推动退休年龄延至70岁，高龄老人就业率连续17年增加。

一方面，日本通过鼓励延迟领取养老金间接促进老年人延迟退休，领取养老金年龄越晚，每月可领取养老金金额越多。60-65岁每提前一个月领取，养老金在法定基础上减少0.5%，65岁以上每推迟一个月领取，则在法定基础上增加0.7%。

另一方面，直接通过立法延迟退休年龄。

1986年日本出台《老年人就业稳定法》，鼓励老年人60岁退休。2006年明确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并鼓励老年人65岁退休。企业可废除退休年龄制度或提高退休年龄至65岁或对60-64岁员工引入继续雇佣制度。2013年出台《老年人就业稳定对策基本方针》规定65岁退休。

2021年《安定法》开始推动退休年龄提至70岁。

2022年，能保障老年人工作到65岁的企业占比从2006年的84.0%增至99.9%。

日本移民政策1989年起放宽，但政策力度不及美国。

从政策方向看，为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日本移民政策自1989年趋向宽松，但政策仍不如美国开放。1989年前人口问题不突出，叠加日本是以血统为原则的出生公民权制度国家，其移民政策较保守。1989年起日本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峻，移民政策开始放宽。1989年颁布的新移民法对允许移民的类型由最初的18类增至31类；2018年新设特定技能签证，放宽造船业等劳动力严重短缺行业外国劳动力限制。

从政策效果看，移民数、外籍劳动人口数显著增加。1989年前日本拥有居留资格人口增长缓慢、占比极少。1950-1990年拥有居留资格人口数仅增长45.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仅提高0.13%。

新移民法推出后，1990-2021年拥有居留资格人口增长168.5万至276.1万人，占总人口的2.2%，较1990年增长1.3个百分点。

日本提高劳动人口教育水平，增强人力资本红利。根据OECD，1997-2019年日本25-34岁完成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从45.7%升至61.5%，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

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提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人口增长停滞带来的经济增长问题。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我们将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其中劳动力投入细分为工作时间和劳动力质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源于技术进步、组织和生产创新等。根据JIP数据库，1996-2018年日本年均复合GDP增速为0.71%，其中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贡献0.35%的增长，劳动力质量贡献0.27%。

为新婚夫妇提供最高60万日元补贴，给予男性全球最长陪产育儿假30.4周，以“天使计划”为核心完善托育体系。

日本1972年起为鼓励结婚生育推出多项福利政策且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保障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

一是鼓励结婚。2020年日本推出“结婚新生活支援计划”升级版，给予39岁以下、家庭年收入540万日元（约26万人民币）以下新婚夫妻最高60万日元（约2.9万人民币）补贴。但实施该计划的市町村仅占市町村总数的15%，以不发达地区为主，年轻人比例低。

二是鼓励生育，推出不孕治疗补贴、一次性生育补贴、带薪产假。日本为不孕症患者治疗提供支持，2021年提供一次治疗补贴30万日元。为降低家庭产检及分娩成本，日本为怀孕女性提供一次性生育补贴42万日元。此外，女性享受14周产假、最高44周育儿假，期间可获得约为工资2/3的津贴；男性享受陪产假4周，但男性育儿休假率仅14.0%，远低于欧洲国家。

三是发放儿童补贴、发展托育服务。日本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差异化补贴：0-3岁儿童每人每月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一孩、二孩每月1万日元，三孩及以上每月1.5万日元。同时，日本以不断升级的“天使计划”为核心，增加保育所数量、延长保育所开放时间、增加保育服务人员待遇，2013-2023年保育所利用率增加17.4个百分点至52.4%。2023年，日本政府探索充实托育机构人员，为育儿母亲提供心理支持。

4.2少子化应对失败原因

尽管日本采取系列措施鼓励生育，但日本1992年起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陷入“超少子化”困境。

一，生育观念转变，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成本约束阶段到来，不婚不育成为更多日本年轻人的选择。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高死亡率驱动阶段，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1975年，日本已发展至成本约束阶段，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是必然。

二，经济长期通缩，日本适育人口低欲望、躺平，非正式就业扩大，收入不稳定导致“不敢生”。

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社会活力大幅降低。在经济低迷、阶级固化背景下，企业为节约成本，逐渐采取弹性工作制，导致非正式雇员比例逐步增长。根据日本总务省调查数据， 2012年，非正式雇佣员工占所有员工的35.2%。由于非正式雇佣工资收入更低，适婚适育人口就业、收入均不稳定，影响生育意愿。

三，货币放水叠加东京冬奥会，日本核心地区房价持续高速增长，房价收入比全球第五，抑制生育行为。

由于2020年全球货币放水，叠加东京冬奥会推动、日元贬值，各国资金涌入日本楼市，日本房价2020年以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2023年上半年，东京圈平均房价887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34万元），远高于2020年的667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26万元），创历史新高。根据Numbeo数据，2023年年中，日本房价收入比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排名第六。与高房价形成对比，日本年轻人躺平，更愿意从事非正式雇佣、临时工等工作，收入较低，抑制生育行为。

四，“女性婚后及育后应成为专职主妇”的传统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女性难以平衡工作与婚姻。

尽管日本政府推出系列政策保障女性权利，但政策难以对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思想起效。根据相关数据，日本因为生养育辞职的女性比例仍高达60%，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已婚已育的职场女性不友好，因此，越来越多女性在“生养育子女”和“追求职业发展”之间选择后者，少生甚至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