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只有一个人愿意尝试

对于这些每天走村探户、在田间地头进进出出的中国农业学者，佩雅佩雅村的村民有些好奇，但让他们一下子就打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种植习惯，用中国式精耕细作去种玉米，几乎没有可能。“刚开始在佩雅佩雅村推广农技，确实是很困难。”唐丽霞说。

在当地推广新技术的第一年，只有一位名叫沙玛的执行官员找到他们，表示愿意试一试所谓的中国技术。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在他自家的地里试种，而是在村里一块很小的公用土地里种植。沙玛是当年第一个愿意尝试新技术的人，也是那年唯一的一个。

勘查土壤状态，挑选相对优质的种子，合理的株距行距种植、定期锄草和浇水……沙玛尝试用中国技术种下了玉米，令他和当地农民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小块实验田，当年产量就提高了整整一倍。31户、44户、53户……而后几年，佩雅佩雅村新增的示范户不断攀升。中国技术逐渐在当地被认可和传播。

当地项目开展前后产出的玉米差异，左为项目前的玉米，右为项目后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因为当地农民抗风险能力很低，所以玉米的收成高低，决定的是全家人的饭碗。前期当地农民不愿意在自家土地上试用新技术，唐丽霞非常理解。即便是主动站出来的沙玛，其实最初对于中国技术也是半信半疑的，而他之所以选择尝试，是因为看到了村里一条不长的主路，在中国团队的协助下，首次被修得平坦；看到村里实实在在建起了村公所，村民头一次有了议事办公的地方。

当然，局面的打开不仅仅限于一条路变平坦或是一个村公所的建立。每一位到非洲的中国农业学者，都是做足了功课的。

2013年2月至3月，徐秀丽第一次到非洲调研时，撰写了300多页的调研笔记。每天住在农场，早上六七点起床，走村串户，和农户们聊天，做访谈，晚上吃过晚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将白天的场景复刻出来，形成笔记。这是徐秀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国外调研，也是最难忘的一次。“第一年先了解在当地的中国人，第二年进入非洲农村，了解非洲农民对中国援助的观点。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他们住着最简单的房子，但对生活非常乐观。天很蓝，云朵高高在天上，下面住着一群热情好客的坦桑尼亚人。”徐秀丽说。

在更早前的实践调研中，中国技术曾因为不被当地农民接受而被迫选在土壤条件贫瘠的土地，遭遇水灾、旱灾而没能得到更好的应用。

2018年，当时做出“播种绳”的周圣坤老师再次回到佩雅佩雅村，发现全村450多户中，已经有75%的农户采用了中国技术在种植玉米，产量也提高了50%到180%不等。截止到2021年，李小云教授团队“小技术大丰收”已经在莫罗戈罗省10个村子大规模推广示范，农户们对中国技术的态度也从最开始的无人问津，到纷纷踊跃报名。

让当地农民参与其中

一张铺着大红色桌布的桌子，一位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的村民正在桌子前对着一台崭新的台式电脑——这张照片拍摄于2011年，至今依旧保留在武晋的手机里。

2009年，武晋因为一个非洲减贫农业发展项目，第一次到非洲农村，认识了当地经营剑麻农场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而这也为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来到莫罗戈罗省，与该省政府、坦桑尼亚苏科因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在佩雅佩雅村率先研发推行以密植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劳动集约型技术埋下基石。

“第一次到非洲农村，我们带了电脑等一些办公设备过去，当地人也很开心，但是到了那里，把电脑摆在桌子上，我们才发现，当地根本没有通电，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不能想象的。相反，我们带过去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民使用的传统农耕工具，当地农户高兴地跑来告诉我说，‘非常好用’。”

在武晋看来，在当地最难的不是没有通电的村庄、修通一条路或者深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民种植，而是中非思维文化的差异。“当地小学四年级教材里的一篇课文，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课文里说，小兔子发现家里没有食物了，他就问妈妈，没食物了怎么办？他妈妈告诉他说，明天会开一个party，那样的话，邻居们家家户户都会拿出好吃的来互相分享，我们就有吃的了。”课本里妈妈的答案让武晋相当意外。“如果在中国，妈妈可能会告诉孩子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勤劳致富等等，这也是中非文化差异的地方。”

“我们在佩雅佩雅村修示范路，建示范村公所的时候，当地人很自然地认为‘你要建就建呗’。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要做的项目，并不是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直接一下建好，这对于中国援外项目来说是更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们更希望强调的是示范作用。”武晋说。

中国曾是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接受援助最多的受援国之一。而在接受援助时，中国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西方援助项目纳入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以实现自主性的发展目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李小云团队在项目进行时，也正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坦桑尼亚方的主动性，希望当地人能成为项目以及自身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佩雅佩雅村，老师们试图在一些小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时，让当地农民也参与其中。“我们从一开始就避免强调资本的投入，侧重传授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我们也侧重带动当地政府人员的投入，让他们主动来做这些工作。这样的推广方式在中国农村脱贫非常常见，但是在非洲还很少得到应用。”

对于中非差异化，徐秀丽也深有体会。“受传统西方援助方的影响，当地专家和村民更倾向于用现有预算为项目服务，没有预算就不做事，比较被动。当中国团队到来时，当地人发现我们的预算并不多，他们对项目也就半信半疑。于是，我们就邀请当地人到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参观、培训，用中国遇到类似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实例，逐渐打消了当地官员的顾虑，用平行经验激励合作伙伴，说明在资本缺乏的情况下，通过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力，同样可以实现发展目标。和传统援助方有繁琐的项目任务书、严格的逻辑框架、政治上的附加条件不同，中国人的对非发展合作并不单方制定刚性的援助方案，更注重非洲当地的需求，通过共商共建，有针对性地分享中国发展经验，促进当地的发展。”

此外，徐秀丽在调研中发现，工作组原想着“小技术”种植并获得增产后，农户会自动地宣传推广中国种植技术，但当地人却告诉她，这种宣传会被乡亲们误解成炫耀；她也曾在前期调研时，对村民的年龄等基本信息进行搜集，却有当地的热心人士提示她，问对方年龄，尤其是询问老人的年龄，会被视为不尊重对方。

“很多西方援助国在当地都会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我们也去参观过。所以对于初来乍到就和当地村民同吃同住，还总往田间地头里跑的我们，农户们其实是充满好奇的。在中国人思维里，深入一线、言传身教是身为老师应尽的责任，但是当地人只把教学作为本职，并不直接服务一线生产。”唐丽霞说。

村公所开始有当地特色

黄色的墙壁、红色的房顶——如果说第一个村子佩雅佩雅村的村公所颇具中国特色，那么从第二村子瓦辛巴村开始，当地村公所等就非常具有当地特色了，因为从外观设计到颜色搭配大多出自当地村民之手。

“这意味着，我们的项目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从这一阶段开始，我们刻意退后一步，让当地政府去做。”武晋说，第一阶段主要还是靠中国专家的引导，第二阶段时，他们开始注重当地政府的能力建设。

一方面，他们邀请上级官员多次访问项目点，给村里的政府官员以执行的动力；另一方面，他们或在当地开展培训活动，或是邀请官员来到中国参观学习，实地观摩中国基层干部是如何“包村包户”的。团队里的李小云教授将其称为“技术性经验示范”之外的“制度性经验示范”。

“事实证明，当地人非常聪明，更有商业头脑。”在瓦辛巴村，徐秀丽观察到，在过去荒地上建起的村公所旁，渐渐聚集起了当地人自发修建的酒吧、商店等商业设施。同时，收入增加的农民开始雇佣劳动力，带动了周边村庄的就业。

2017年，唐丽霞再次到访瓦辛巴村时，发现当地很多人盖了新房，有家庭甚至有余钱送孩子出去上学，很多人购买了新的农具，原来村里的小卖店1个月去城市进1次货，现在每月要进货3至4次了。“以前当地人认为农业是糊口，现在发现农业也可以真正带来收入。他们也开始有针对性地保存种子用于第二年生产。当地农民有了经营农业的意识，这对整个村庄的经济活跃程度、观念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现在，参与示范的农户每年玉米收获后还会留出8公斤适应中国技术的改良种子，也就是一英亩土地播种的量，交到不曾参与示范的农户手中，帮助他们走上减贫的第一步。2018年，项目进入到第三阶段——在莫罗戈罗省的10个村中推广1000户，被称作“千户万亩玉米密植增产技术示范工程”。

示范户玉米地。受访者供图

蜕变与未来

“今年1月13日举行了‘小技术大丰收’玉米增产项目线上交流会，旨在奖励本项目中扎根基层提高当地民生的10名最佳农业推广员。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委省政府、中国农业大学和坦桑尼亚苏科因农业大学是主办单位。从活动策划到10位最佳农业推广员推荐，都是当地自己主动完成的，获奖的农业推广员每人奖励了一辆摩托车，以方便他们日后更好地下乡开展工作，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由此看来，10年，带动当地人自发地发展目标，可以算是兑现了。”

从2011年第一次去非洲，到2020年疫情前最后一次去坦桑尼亚，唐丽霞发现当地机场翻新了，出租车更规范了。那些在农大上学培训的坦桑尼亚同学，回到当地都成为了农业骨干，“这些都让我和同事们为那里高兴。”

实际上，十年时间，变化无处不在。电脑在佩雅佩雅村已经不是摆设，几年前，坦桑尼亚的农村开始陆续通电了，其中就包括了佩雅佩雅村。

眼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受此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短期内无法到坦桑尼亚去，这对每年都会往返非洲多次的项目学者们来说非常难熬。好在当地的村子也有了网络，建立了国际微信群。“Do it”，这是李小云团队与非洲同行一起创建的微信工作群名——团队通过线上与坦桑尼亚的同行、农户们时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玉米永远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遥远的非洲，土地都是慷慨与公平的，人们花了多少心思与汗水，土地默默记录，自有回报。

新京报记者曹晶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