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武汉日记新“伤痕文学”记录疫情下的“伤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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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7 11:17:14 观察者网

“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

“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他们利用这一奖项如此露骨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和意图，而我们文艺界很多人依然对这个奖趋之若鹜。不管这样的奖项，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意味着什么，也不管这一问题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1990年7月间，纽约《中报》在一篇社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中说：中国“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意识形态和它支持的国家政权对立了。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些不安定的因素还在且还会深深影响我们的当下和未来。试想一下，作为读者和消费者，如果呈现在我们及我们下一代面前的更多的是文艺工作者布满伤痕的文字，和基于前者的文字拍出来的电影和电视，那么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新中国，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在愈发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秉持着这样“历史观”的个体又如何抵御国外势力可能发动的一次次“颜色革命”和一轮轮“和平演变”？这些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而不是沉溺于个人悲苦的“伤痕文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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