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如果最高法院给某类型的案件‘定了一个调’的话，其它同类案件就走得很快了，而且结果也基本就定了。”朱春立解释说，在她看来，这次诉讼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宣传，告知世人这些不能忘却的历史。
事实上，虽然2007年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但在判决书中对相关加害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附言中表示“期待西松建设能够与原中国劳工及其遗属通过努力达成最终的和解”。
“其实它是有指导意义的。就是说企业会遵循它继续跟受害者进行对话，大家在法院的主导之外进行协商。法院其实是指出了一条诉讼之外的道路。”朱春立说。
愈走愈宽的和解之路
和解，就是那条诉讼之外的路。
据孟惠忠介绍，截止到目前，中国劳工和日本企业已达成5例和解，具体分别是2000年的花冈和解、2004年的大江山和解、2009年的安野和解、2010年的信浓川和解和2016年的三菱和解，但其中不少都饱受争议。
2016年6月，三菱公司正式向二战期间被掳中国劳工谢罪(图片源自网络)
谈起花冈和解，李良杰至今仍然愤懑。根据“和解”，日本鹿岛公司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但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性质。而最让李良杰等人所不能接受的是，鹿岛公司完全没有谢罪。
“耿淳(花冈事件受害者)知道了之后，当场就气得晕过去了。到现在好多人都没有领那个钱。”孟惠忠告诉记者，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人拒绝接受这一和解。
2009年，安野和解达成时，李良杰在报告会上曾历数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的不满，另一位劳工则站起来反驳：“你们有本事也去搞一个”，李良杰则当场大怒：“你们是叛徒”。自此之后，两人再无交流。
在李良杰看来，索赔的第一要务是谢罪，没有谢罪，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相比之下，三菱不仅在和解协议中承认了对受害劳工的加害事实，而且就此进行了谢罪。
“敝公司坦率而真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各位中国劳工远离祖国及家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蒙受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对此，敝公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地谢罪。并对身亡的各位中国劳工表示诚挚的哀悼。”三菱在和解协议中写道。
三菱公司谢罪文全文(图片源自网络)
当听到女儿阚翠花念出三菱的这一谢罪文时，90多岁的劳工阚顺嚎啕大哭。而此时，在世的三菱劳工已由20多年前的200多人变成了不足20人。
“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听到一声谢罪。‘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钱，哪怕一分钱不给我，只要你给我谢罪，我这心里就舒服了，我这个结就解开了’，其实对于劳工来说，你给多少钱都不如这一声谢罪。”孟惠忠说着不由湿了眼角。
“以前有过一些和解，但没有一家日本企业像三菱这样诚恳谢罪的。之前的和解大部分没有谢罪，有，也是一句话带过。”孟惠忠说，三菱的谢罪表述被认为是和解最成功的地方。
孟惠忠甚至提议把三菱的谢罪表述写入教科书：“你日本不是修改教科书吗?我也要修改教科书，把这些东西编进去，让我们的子孙都知道。日本企业谢罪我们可以原谅，但是日本政府不谢罪，我们绝不能原谅。”
“三菱和解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成功，而且未来还要朝这个方向继续走。”朱春立说，“三菱谢罪了，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三菱跟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们也希望日本政府也能有这种共识。”
11月27日，在日本内阁作出《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定》75周年之际，阚翠花代替父亲和劳工闫玉成一起作为中国受害者代表，出席了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举行的谋求劳工问题全面解决的集会。
在集会上，闫玉成高唱《劳工歌》，并向到场的议员讲述了自己在日本做劳工时的悲惨遭遇。
“这些日本议员都说我们以前真的不知道有这么残酷，然后就表示，为他们的前辈做的这些事向中国受害者表示道歉。而且说我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影响、呼吁日本政府。”一同参加集会的孙靖律师向北京时间回忆说。
议员近藤昭一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