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的那段遭遇，对于中国劳工联谊会会长李良杰来说，仍恍若昨日。
据相关资料记载，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不到2年间，有约4万名中国人分169批被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企业抓到日本做劳工，而时年14岁的李良杰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李良杰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他倚坐在沙发上，用略微沙哑的声音向北京时间记者口述那段历史。往事虽已遥远，但在李良杰口中仍绘出了犹如电影《军舰岛》一般的场景，只是有时话刚说到一半，剧烈的咳嗽便随之而来。
李良杰在向北京时间记者口述历史
“现在大部分劳工都不在了，都死掉了。”说完，李良杰长叹一声。
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刚刚开启时，在世受害劳工数量还有5位数，而如今已剩下不足200人。即使算上无差别轰炸、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等不同类型的受害者，受害者总人数也已不足千人。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却仍旧漫长。
当地时间12月14日上午11点20分，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重庆大轰炸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承认重庆大轰炸历史事实，但驳回诉讼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请求。而在此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30余起诉讼亦均以败诉告终。
“看来这个官司要长期打。日本律师慢慢都老了，中国劳工也慢慢都死了，都得有接班人。我们这个年龄不允许我们长期的坚持，但索赔又要有长期(打下去)的准备，所以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接下去。”李良杰说，“我对未来有信心。”
代号“6”的14岁劳工
李良杰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当年被带走时的情景。那一天，是1944年中秋节的前两天。
“我不是叫日本人抓了，是村里要人，叫我父亲去当民工。我说，‘那不行，我父亲这么大年纪了，他走了，我们家的活谁干?我去吧’，那个保长就说，‘你这个小家伙还挺孝敬的，行啊，那你去吧’。”李良杰一边说，一边模仿着保长的语气。
日本人的汽车就停在地头上，在地里干活的李良杰被直接轰上汽车。这一次，和李良杰一同被“要”走的共有20多人。
当时的李良杰所不知道的是，就在此前，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日本东条英机内阁早已颁布了所谓《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1942.11.27)，以支持全面爆发的太平洋战争。
《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相关历史文件(采访对象供图)
相关史料记载，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日军、汪伪政府及军队等共同实施了“抓捕劳工”行动，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或直接抓捕，或通过欺骗和胁迫手段强掳劳工。被掳劳工大多数是农民，也有医生、工商业者、八路军和国民党士兵战俘等，年龄从11岁直到78岁不等。
被轰上汽车的李良杰随即被送上火车，先是到北京后被捆送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接着又再次被送上火车，捆送到天津塘沽码头，并由此被送往日本。
“塘沽(劳工营)都知道那是死亡地带，在那不能超过7天，超过7天必死无疑。”李良杰解释说，劳工们吃的是发霉的窝头，又没有水喝，只能靠尿液维持，因此很多人还没到日本就病死了，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大轱辘车”拉着尸体送往万人坑填埋。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志愿者孟惠忠告诉北京时间记者，据日本方面的相关数据，当年被抓的中国劳工在到达日本本土之前就已有2000多人死亡。不过，对于这一数字，李良杰并不认同，因为仅他所知的一次劳工暴动，就死伤无数。
在第五天的时候，李良杰踏上了日本货船“黑潮丸”号。不过，在这段航程的另一头等待他的，是比死亡还要令人折磨的痛苦。
在日本福冈三井田川矿业所的工地上，李良杰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6。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之外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和生病即意味被遗弃等死的恐惧。而对于14岁的李良杰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不到希望。
李良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国，问一个韩国大叔来了多久，得到的回答是7年。在一排房子里，李良杰看到了垛了无数层的麻袋，有的麻袋破了，里面漏出的是人的骨灰。李良杰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最后的结局，除了死，没有回去的日子了。
李良杰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信，托人转给北京的童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在这封20多年前的信中，李良杰这样诉说自己当年的痛苦：“我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想如此痛苦地活着……于是我又转了一圈，找了一个悬崖下面全是乱石堆的地方，觉得肯定能摔死，就准备从这儿跳下去。我一心想死，我一定要死。”
李良杰最终被难友劝下，不再想死，但还是一样想家，一样整夜的哭。
李良杰当年托人转交给童增的材料(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