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苦熬13个月的李良杰和他的难友们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时刻，“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高兴坏了。我们胜利了!胜利万岁!祖国万岁!”。因战后航路不通，又等待5个多月后，李良杰才搭乘美国军舰回到祖国怀抱。
如今，李良杰的信已经被收录到“童增书简”中，作为成千上万名中国受害者的亲历记录，成为14年抗战历程以及日本在二战时所犯暴行的铁证。而在“童增书简”中，类似的信件，还有近万封。
事实上，正是童增把李良杰带上了对日索赔之路。1993年的某一天，李良杰在报纸上看到了童增的“万言书”，这让他激动万分。
李良杰坦言，其实自己原本早已放弃了索赔的念头，但1984年日本政府的一个表态让他改变了这个想法：“它(日本政府)不承认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入’中国。”
“日本人不讲道理。抗战那十几年，全国都受害，我个人受害更惨重。14岁就被他们抓到日本做劳工，饿死饿活、累死累活。我必须得让日本承认他们的罪行。”李良杰说，是童增让自己找到了方向。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把童增称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因为他把索赔的火种播向了全国。
童增2003年在日本法院为中国劳工出庭作证(采访对象供图)
在被问起这一切的缘起时，童增起身给北京时间记者拿来了一份已经发黄的报纸。这份1990年4月17日出版的《报刊文摘》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了这样一篇文章：《欧洲各国重提战争赔偿》。
“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日本提出赔偿呢?”童增说，那一刻犹如醍醐灌顶。
在埋头资料几个月后，童增写出了他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在这篇后来被称为“万言书”的文章中，童增把“战争赔偿”和“民间受害赔偿”进行了区分，从国际法理论的角度，确立了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只提到为了两国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并没有提及个人赔偿。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童增跟记者解释说，“这其实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
1991年5月，《法制日报》在醒目位置刊发了童增的署名文章《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内容为“万言书”)，引发巨大反响。随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对这一文章进行了转载。
1992年3月，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贵州团人大代表王录生和安徽团人大代表王工领衔共计70名代表正式提出《关于向日本国索取民间受害赔偿》等2个议案，并被列为会议第七号和第十号议案。
据童增回忆，王录生在读过童增的万言书之后，决定 “不要乌纱，也要进言”，因为如果当时选择忽略，此生良心难安。而很多代表知道了，也主动要求联署。
在媒体、人大代表等各方的推动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大幕就此拉开。
像李良杰一样的受害劳工以及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大屠杀受害者、无差别轰炸受害者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战争受害者及家属就像找到了大海中的灯塔，他们或发来信件、或者干脆踏上了寻找童增之路。
童增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采访对象供图)
甄国田就是在这时找到童增的——他的岳父正是日本企业的受害劳工。
“那天晚上我们在经贸大学门口见了面，童增跟我谈了应该对日索赔的事，并指示我先联系劳工。”20多年之后，甄国田仍旧记得当时为之振奋的激动心情，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也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为了联系劳工，甄国田干脆关掉了自己在县城经营的建材商店——尽管商店的效益非常好，仅一年多就挣了6万多元。如今的甄国田生活拮据，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由童增赞助。但提起当年关店一事，甄国田仍不后悔。
从1992年到1997年的5年间，甄国田走遍河北省保定、唐山、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的广大农村，历尽千辛万苦，联系了数千名劳工，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夯下了最早的基石。
“1992年那时侯交通很不方便，农村不通汽车，100公里之内的，我就骑自行车，100公里之外的，我就先坐汽车到县城，再租自行车去农村。”甄国田回忆说。
不仅条件艰苦，甄国田在寻找劳工的过程中也没少碰壁。因为不熟悉，有的劳工怕他是“歹人”，不让他进家门;还有的劳工说日本肯定不赔，不愿参加起诉，他只好白跑一趟。如今聊起这些往事，甄国田仍不免委屈。
“自带饭盒”的日本律师
不过，连童增也没有想到的是，对日索赔远比寻找受害者要更加艰难。
在写出“万言书”之后的三年中，童增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都未能破局——即便是他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的索赔书也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后来总结：从 1991年到1994年这几年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无人理睬的时期。
就在对对日索赔一筹莫展之际，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的出现让童增再次看到曙光。
小野寺利孝(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