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组织的中国司法制度调查团来华访问，随团访问的小野寺经日本共同社记者介绍见到了童增。这一年，小野寺刚满53岁，初次见面即向童增表示：有决心为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会面的结果最终落实成一份由童增和小野寺两人各自代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和“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辩护团筹备委员会”签署的确认书。其核心内容即由日本律师代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官司——按照日本法律，只有本国律师才可代理他国受害者参与诉讼。
在小野寺的组织下，一大批日本律师纷纷加入，整个律师团人数超过300人。
时至今日，在被问到在漫长的对日索赔之路中最令自己触动的事情时，童增脱口而出：“中国的受害者能够到日本法院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告上法庭。谁能告外国政府?过去没有这种意识。”
1995年6月至8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分别收到了花冈劳工诉讼、山西慰安妇诉讼以及哈尔滨731人体试验、南京大屠杀、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联合诉讼的起诉书。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就此打响。
67岁的志愿者朱春立女士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接触日本律师团的感受时，用了“眼前一亮”这个词。因为在此之前，她曾在东京的日本公司工作多年，在她的工作环境中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日本人。
“来打这个官司的，大多是在日本司法界有一定影响的律师，这一点让我挺吃惊的。虽然日本律师团是老中青组合，但还是以岁数大的律师为主。”朱春立说。1997年，她第一次以翻译的身份介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1994年8月5日童增和小野寺签署的确认书
“最典型的京都诉讼的主要律师几乎都是老人。现在至少有一位已经去世了，其他律师还在不在世我也不清楚。像畑中和夫就是京都立命馆大学的法学教授，此外还包括当年日本法学会的会长。”朱春立跟北京时间记者举例。
而让朱春立尤其感动的是，这些日本律师都是“自带盒饭”。“这是一个老词，意思是没人管你饭吃，先甭说挣钱了。于是我也感动了，那我也就‘自带饭盒’。”朱春立说。
曾经有人估算，这20多年来，以小野寺为代表的日本律师团已为此自掏腰包数百万人民币。
此外，日本律师团还带动了不少日本市民团体加入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行动中来，为中国受害者募捐。据相关人士透露，很多中国受害者前往日本参加集会或者诉讼的机票甚至食宿费用都来自于此。
无一胜诉的索赔诉讼
朱春立手中一份用日语整理的对日索赔诉讼时间表，清楚的记录了20多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所有诉讼。
北京时间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在日本法院提起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已近30件，涉及大规模有组织屠杀平民、细菌战、强征慰安妇、强征劳工、无差别大轰炸等各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哈尔滨731活体实验、重庆大轰炸、永安大轰炸……这些写在表格中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有一段悲惨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史料(图片源自网络)
“小野寺一定要把日本政府作为被告——即便是劳工诉讼。因为他的目的不光是为这些受害者讨回公道，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政治目标，就是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朱春立说。
朱春立说，小野寺通过诉讼认定事实、再用事实推动国会立法的做法早有先例。
“小野寺最早的一个官司就是一个日本小女孩掉到臭水沟里被淹死的案子。”朱春立举例说，“他最初接这个案子谋求的不是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而是因为臭水沟会淹死更多的人。这个官司的结果就是政府立法，所有的臭水沟都盖上了盖子。”
“所以，小野寺代理中国受害者诉讼从来不是着眼于诉讼本身，而是着眼于通过诉讼去改变国家政策。”朱春立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所以说小野寺不光是律师，他其实也是政治家，有一种政治的眼光。”
不过，令小野寺也没想到的是，所有索赔诉讼最终均以败诉告终。
童增曾作为证人站上日本法庭，他跟记者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日本政府和日本三菱公司等在内的加害企业的代理律师坐在一排，对我们根本不屑一顾。我说什么问题，他们都是临时性地翻卷宗，答非所问，完全不重视。”
“可能有的案子在一审或二审时胜诉了，但一到终审，就无一例外的会败诉。”童增说，日本法院给出的原因主要有3种：已过诉讼时效、国家无答责以及《日中友好条约》中中国政府已放弃战争赔偿。
2007年4月，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对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和山西省慰安妇案作出终审判，虽然认定了日本企业的加害事实，但仍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这一判决意味着，此类案件以后几无胜诉希望。
不过，即便如此，部分的中国受害者仍然继续在日本法院进行抗争——重庆大轰炸诉讼就是其中之一。
12月14日，重庆大轰炸二审败诉的消息从日本传来，朱春立并不感到意外。
2017年12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要求日本法院公正裁决(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