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在农村插队时，队里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是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如果再奢侈点，能被推荐读个中专，“就更好了”。
推荐上大学，对当时的刘海峰来说几乎不可能。
他的父母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在龙岩县任教。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受到冲击，更无关系可走。在队里劳动，别人一天挣10工分，他拼命干，因为不熟练，拿4.5分，“看不到希望”。
生活唯一的信心来自父亲从任教的中学借出的图书。
夜里看水渠时，知青间传阅的《牛虻》被他一口气翻了六遍。在地里看西瓜时，他点着一豆油灯看完了《第二次握手》。工余时间知青们猜拳喝酒、抽烟聊天，他一个人关在屋里，和屋下的牛相伴，“做书呆子”。
那些描写主人公曲折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像别人的酒，被他借来浇了自己心里的块垒。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通知传遍乡野时，他也不被看好。母亲单位的同事像是提醒一样，“你家这种身份，孩子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压抑感一直持续到他办理档案转接手续那一天。他拿着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走到耕山队队长家门口时，听见队长对一位干部子弟说，“海峰考上厦门大学，这下可痛快死了。”
“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学者在东莞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对公平与公正的追求，成为他身上的一枚烙印。被权力寻租的不安刺激着，在高考改革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刚性指标为主，辅之以多元的考核。
1982年，刘海峰的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为其留下临别赠言。
理性维护高考
刘海峰性格温和，从中学起，在班里就有外号“秀才”。刘海平印象中，哥哥言语不多，从来不会与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那时，刘海平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文弱的大哥会成为舌战群儒的“战士”。
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后，刘海峰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现代高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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