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刘海峰从参与高考到研究高考。他钻进故纸堆,为科举制“平反”,和主张废除高考的激进派论战。
他成为研究高考和中国人才选拔机制的专业户,也是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
有学者调侃他,“你太保守了”,还有媒体把他扣上保守的帽子,和有激进主张的学者列在一起。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对高考歧义最多的时候,能用深入的研究让争论变得理性。”刘海峰说。
被重建的人生
恢复高考,像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多年后,刘海峰从事高考研究,仍觉得照亮他的这道光有诸多“不可思议”。
1977年高考,竞争空前激烈。刘海峰和身边的下乡知青都跑回城里备考了。文革前的课本从旮旯里被翻出来,重新成为抢手货。听课的考生挤满了礼堂,连窗户上都坐满了人。
“鱼跃龙门,山川变色,天地为宽。”80年代,大家对高考的评价一直留存在刘海峰的脑海里。那时,高考命题、阅卷略显粗糙,但作为重建的人才选拔机制,激发了全社会对知识的热情。
事后,刘海峰才知道,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为4.9%——创造了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29人里录取1人。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都考上了。
刘海峰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但最终被厦门大学录取。
1977年,刘海峰被厦门大学录取。
在历史系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他从同学那里得知,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班里有4个人情况类似。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身上。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最后却收到了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凤阳曾轰动一时。
刘海峰后来查阅资料,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这是被时代选中的一代人。他们曾被投向农村,承受磨难。最后,又被时代热烈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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