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他们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海格尔，开展人生观大讨论，邓丽君的歌声也漂洋过海灌进耳朵。学校辩论会的题目是“谁是民族英雄”，报告文学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成就是理科同学的目标。
1977级毕业生一早就被中央和省属单位预定了。刘海峰全班67名同学，十多名进了部委单位，其余也在省市充当主力。因为成功率高，民间把他们戏称为“金77，银78”。刘海峰在厦门大学继续读研，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以高考为坐标，两条生活的轨道在青年脚下延伸。
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到来之前，刘海峰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
弟弟刘海平一直记得大哥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的情景——瘦高的人影挂上两担稻子，腰都直不了，摇摇晃晃，随时像要摔跤。
“如果当时没考上，没有办法想象以后的生活”，刘海峰说。
1978年，刘海峰和同学到泉州春游，在老君岩老子像下合影。
公正的重建
在一次艺术和体育类教育招生的调研会上，报告里列出了几种舞弊的案例。
刘海峰拍着纸上的案例，又在会上增加了一个亲身经历的。
在1977年高考前，他曾参加过一场艺术类考试。事后才得知，文化成绩排名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最终没被录取”。
参会的专家调侃：幸亏30多年前没录取你，要不然非但你上不了厦门大学，我们还少了一位研究高考的专家。
大家哈哈一笑过去了。
对权力、金钱和人情关系的关注和警惕，始终是他性格和研究上的一种基色。
他认为分数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考生的“硬实力”：“考试强调见多识广、谈吐不凡，农村生活又缺少见世面和交流的条件。这就是选拔多样人才和维持公平方面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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