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找就是20年，何树军从正当年走入暮年。最开始，娘家、前婆家都有人陪同她找。几年下来，帮寻的家人逐渐退出，前夫也出国了。

只有她像一块陨石，不燃尽、撞毁，就绝不停下。

“能省一笔省一笔，家都给我败光了”

11月12日，何树军连夜开车从洛阳赴南阳市。

晚上的城际道路冷清，车少、灯少、声音少。何树军习惯性地和手机对话：“小度，小度——讲个笑话。”手机没有反应，她笑道：“真叫它时它不听，不叫它，又老是瞎回答。”

当夜宿在汝阳服务区。在厕所洗漱完毕，她非常欣喜，“里面有热水！”

她出门自驾是极简主义，带雨伞、被子、热水壶、两掌宽的背包与挎包。只穿一套衣服，不带多的衣物——为省钱，住车里，更衣不便。但背包里一定要放个小小洗漱袋，用每袋一块多的“美加净”滋养霜，“出来也要臭美！”

涂完脸，不到十点，给车窗留道缝隙，椅背下放，盖上两条被子，她入睡极快。

早前，何树军加入过许多寻亲组织，断续能接到线索。每到一地，她先寻找、观察疑似儿子的人，而后分发寻人启事。

这些年，到外地寻子，她多是自驾，很少坐公共交通——一来，她想一路张贴寻人启事；二来，开车能直达各级村镇。

何树军说，找儿子不到三年，她就把房子和积蓄都搭了进去。车也是为找儿子买的，欠了五万贷款，花六年时间才还清。

她一项项分析用度：每个月光油钱与过路费，就要大五千的样子。自己吃得尽量简朴，一天用不上几块钱，但常常要请志愿者与好心人吃饭。

从前，为省钱，她出门带一大包馒头，沿途不再买饭。舍不得买矿泉水，问人讨水喝。在山里时，漂着羊屎蛋的水坑也喝过，“喝到嘴里发酸，一股羊尿味。”

在外超过一周，开个不超过四十元的旅馆房间，住一晚，洗个澡，算奢侈的。最实惠的洗澡方式在南方，高速服务区的蹲厕上方有水管，花五块钱过路费，就能简单冲个凉。大多时候她不走高速，嫌贵。

一块多的白萝卜，有小臂粗，她常买，规划着吃三四天，说是养皮肤的。

近两年，她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她自己的退休工资是每月3400元，开公交车的侄子一家常资助她，母亲的3000元退休工资也全给她。她前两年再婚，丈夫很支持她。零零总总，她每月可支配的能有8000元。但她还是舍不得住旅馆、买盒饭，能省一笔省一笔，“家都给我败光了。”

何树军深谙城市流浪者的生存之道：每到一座陌生城市，先找公共厕所、盥洗池和热水点。晚上睡在派出所、银行、医院附近，“有摄像头，安全。”

▲志愿者为何树军录制视频。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她也会在供给短缺时荒野求生。

她知道在太行山脉中的春夏秋冬要如何觅食：秋天吃山枣果实，春夏吃山枣叶。一片山枣叶不比拇指大，且干，吃起来味同嚼蜡。冬天无叶无果，就啃枣树的硬枝，或者捡被丢掉的玉米芯吃——咬不动，用牙齿一点点磨，在嘴里泡软了，能咽则咽。渴极了，又没水，可以等晨露。草木上细绒绒一层水珠，舔一圈，不够解渴，但也渴不死。

她会观山中气象，“云绕着太阳转，明天要下雨。”能辨方向，植被茂盛的山坡为“阳面”，指东西走向，草木寂寥则为“背面”，指南北走向。

最开始，她只在白天进山寻子。进多了，胆壮了，就一进两三天都不出来：周五一下班，往山里钻，周日晚上回到单位宿舍。

每晚打两三个小时盹，地点选在背风处，贴着矮崖或凹石，能找到山洞是最好的，冬暖夏凉。但洞里也吓人，蝙蝠贴脸飞过。运气好的时候，有牧羊人留下的杂草垛，她就躲进去，把自己埋起来。

白天就光是走，累了歇脚一两小时。进山两天半，少说能走40小时的路。悬崖底、水道边是她必须检查的地方，因而总是先上山、再下山，围着每一座山头打转。

每次进山，只带八个馒头，两块钱四个，有时老板会多送两个。带两升的水，不到一天就能喝完，多的带不了，太沉。卫生纸、手电筒、手机、汗巾、衣服也都是必带的。

何树军说，太行山的夜有种诡异的热闹，猴子、老鸦此起彼伏地叫。最吓人的是猫头鹰，“咯叽咯叽在那儿笑。”方圆十几公里未必有人家，阴天无月时，满世界混沌漆黑，手电筒只是一个小小光点。

“以前有记者问我怕不怕，我不好意思说，我想我是警察，不能说怕——但怎么可能不怕？我是心里有个念想，硬着头皮往下走。”

失意

11月13日中午，何树军到达南阳，在商场门口与志愿者们集合，开始沿马路寻找疑似李飞的流浪者。

多方搜寻至夜，毫无收获。

当天，何树军的短视频平台粉丝数暴涨过七万，许多人催问她寻子的进展。

志愿者们给何树军录视频。“大家好，我是李飞妈妈……我们来到南阳就开始转，转了几条街也没有发现……找到了，会给大家拍视频。”重复这些说过无数回的相似的话。

镜头里，何树军吊眼、束发，脸颊圆实，一笑，颇有慈相。别人夸她上像，她笑一声：“那是有滤镜——老太婆啦，都是褶子。”摆起手，手背干瘪、长纹，槐树皮一样，青筋凸起。常年奔波，手臂上黑一块、白一块，楚汉分明。

儿子失踪后，她主动向单位申请参加焦作市各类学校的法制安全讲座，讲如何防火、防水、防电、防拐骗。同事张胜国说，何树军自己做讲师，写教材、演讲稿，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何树军则常年自责：“我就是警察，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向我儿子科普安全知识？”

她有过一次剧烈的失魂落魄。那是出事头两个月，她接到许多认尸的线索。有一回大雪封山，她和前夫赶到山西认尸。

何树军回忆，那孩子的尸体躺在谷底，她与前夫两腿发软，一路连滚带爬地下了山。确认不是儿子，抱头痛哭。孩子没穿衣服，朝上赤裸的脊背，好长一段时间，她一闭眼就能看见，“别人的孩子躺在这里，是这个样子，那我的孩子呢？”她不敢想。

从山西回来后，她彻底垮了。

侄子何志华说，那期间，姑姑状态极差，“叫不应，饭送到嘴边才知道吃。”还得了幻听，“老是突然说，飞飞在哪儿叫我呢。”说完就出门。外面冰天雪地，何树军穿着睡衣睡裤、趿着拖鞋，满大街地走。家人不敢强拉她，只能把她往家的方向哄。后来吃了两个月的药，幻听的症状慢慢消退了，搬回单位住，继续找儿子。

11月13日夜里，何树军与志愿者入住南阳的酒店。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到三点多才睡着。

第二天起早，她说自己就惯睡车里，或是睡单位的高低床，一睡大床，“浑身不对劲。”

她总感叹人生失意：“怎么好像还没开始，就已经要结束了？”过会儿又说：“也可能等我儿子回来了，我又能享福了。”

尽人事

11月14日，何树军前往南阳市下属新野县。

前一晚有好心人打来电话，说下午在南阳附近的新野县某超市见到了那个疑似李飞的流浪者。

根据好心人提供的信息，何树军与志愿者们查看了超市前一天下午的监控录像。录像中确有一男子，如好心人所说，衣着褴褛、自言自语，但实际并非那位南阳流浪者。

搜寻又落空了。

▲何树军有一张长近五米的巨幅海报，除了儿子，还悉数登着几十个孩子的照片。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20年来，何树军一共核实过五六十个疑似李飞的信息。刚开始寻子，每次希望、失望接踵而至，她总要伤心好半天。

最大的一次落差发生在今年8月，西安传来线索，有一个外地来的男子，十多岁时被收养，与李飞长相相似、年龄相仿，且符合“断掌、双旋”的特征——这还是何树军寻子二十载的头一次。她通过志愿者与西安警方的帮助，两次与那男子做DNA比对，却都不匹配。

得知结果后，何树军蹲在马路边大哭了一场。她说自己从此就“看淡了“，决定“尽人事，听天命。”

然而重点仍是“尽人事”。

侄子何志华说，对于姑姑的执着，家里人通常不会多劝。唯有一次，姑姑坐公交打瞌睡，弄丢了钱包，因里面有张儿子的照片，回家哭了三天。“我爸看不下去，劝她说歇歇吧，或者考虑考虑其他方法。”何树军说不。

还有很多人劝过她。同事刘广斌和她说，孩子失踪时已经十二岁，懂事了，知道家在哪儿，也知道妈妈是警察——如果还活着，怎么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呢？“我说你仍然不放弃，你就多个包袱，永远没法往前走。”

何树军回他，你没有做过母亲，你体会不到这份心情。

单位里不少人觉得何树军失去了理智，她的现任丈夫陈惠鹏是个例外。

陈惠鹏比何树军大九岁，两人在2018年结婚，结婚时何树军只提了一个条件：“我说你要支持我找孩子。”

“她对孩子的那种爱，常人做不到的。”陈惠鹏说，他追求何树军许多年，正是被她的坚持所吸引。他亦支持她寻子，婚后甚至陪同她跑过几次。单位里便又开始流传，“疯病也能传染？”

11月15日上午，何树军返回南阳，在市中心摆地摊、发传单。

▲何树军有一口随车带的24寸行李箱，正反面都印着李飞的照片和信息。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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