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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亚洲文明与丝路文明共同体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特稿之一(6)

辉煌的亚洲文明与丝路文明共同体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特稿之一(6)
2019-05-14 13:40:54 新华网

30.13世纪:有这样一场宗教辩论

我们饶有兴致地读到《光明日报》2011年9月15日14版上一篇题为《13世纪:有这样一场宗教辩论》的文章,摘录如下:

1254年,受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卢伯鲁克的威廉到达蒙古帝国的都城哈拉和林,企图劝说蒙哥汗皈依基督教。1255年,威廉用拉丁文写成了给路易九世的出使报告,即《东方行记》,详细描述了他的行程以及蒙古人的生活和习俗,记述了蒙古帝国内的各种宗教派别。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报告记载了他亲身参与的东西方宗教间的一场辩论。

这场辩论由蒙哥汗发起,在蒙古朝廷进行,旨在通过辩论来明确哪种信仰是正确的。参加辩论的人分成四派,威廉代表拉丁基督徒(或者说天主教徒),面对着来自亚洲的三个宗教代表:聂斯脱利派基督徒(中国人叫“景教”)、佛教徒、穆斯林。在辩论的准备阶段,威廉与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协商如何最好地为基督教辩护。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希望首先向穆斯林发难,但威廉说服他们,最好首先攻击佛教徒,因为在只有一个上帝的问题上,穆斯林将站在基督徒一边,是潜在的同盟者。

辩论于1254年5月30日进行。蒙哥汗规定辩论中禁止互相侮辱、禁止阻碍进程,如有违反将被处以死刑。辩论伊始,佛教徒建议首先讨论创世和人死后灵魂的归宿问题,但威廉回答说:“朋友,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所有一切都来自上帝,上帝是万物的源泉,因此,我们应该首先谈论上帝,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你们与我们存在分歧。”蒙哥汗委任的主持人赞同威廉的观点。

这样,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对于上帝的不同认识。威廉断言只有一个上帝,并问佛教徒对此有何高见,佛教徒回答说有很多神。威廉问这些神中有没有一个是万能的,佛教徒沉默许久,直到文书命令他抓紧时间,才最终说没有神是万能的。“这时,所有萨拉森人(穆斯林)突然大笑起来。”这样,在一神信仰问题上,拉丁基督徒、聂斯脱利派基督徒、穆斯林形成了统一战线,而他们的对手是佛教徒。

随着辩论的进行,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变得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要与穆斯林交锋。威廉只好坐下来让他们说话。但穆斯林的回答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们同意你们的信仰是正确的,福音书的一切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不想就任何问题与你们辩论。”辩论至此结束。之后,基督徒和穆斯林开怀畅饮。

↑15世纪绘画作品,描画了1271年马可·波罗和他的船队从威尼斯启航出发的场景。

31.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草原丝绸之路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穿梭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络绎不绝,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从塔那(俄罗斯顿河河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获取了空前的安全感。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东西交通因之无比畅通,欧亚文化获得空前交流。美国作家哈罗兰姆把这一盛世景致称为“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丝绸贸易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当时,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正如《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大都“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诋,粉泽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

蒙元文明体疆域辽阔,国域之间距离缩短,大一统局面为多民族交往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统治,忽必烈以元大都为中心,建立了庞大的驿站系统,通向全国各地,直至边疆。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驿站运输,保证了帝国天下威仪,振兴了此前衰微的丝绸之路。

由于不再有政权割据的阻碍,草原成为诸种文化的汇聚之地。忽必烈对文化传播和宗教信仰采取宽容姿态,其版图疆域里,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回教、佛教与道教同时存在,而且每种宗教的节日都可以遵循该宗教固有礼仪程序。对各种宗教充分地尊重,显示出忽必烈治国的开明与策略。跨越亚欧的蒙古帝国对宗教如此宽容,正是其能征服大片领土的关键所在。同时,蒙元王朝支持和鼓励宗教界人士以及学者传播知识,这种激励机制对中亚、欧洲、中国、印度等国和地区的各种文化知识潮流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革旧创新、科技文化建树和促进中西交流方面,蒙元帝国不拘一格,开放包容的治理机制,使蒙元帝国在多元互动、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丝路文明共同体迎来又一次文明高峰,开创了世界文明的新纪元。

六、世界文明的航海时代:

丝路文明的互鉴机制与亚洲文明的第三次高峰

32.从“契丹布”到“鞑靼绸”:欧洲人的东方梦

历史总是由无数个偶然到达必然。当小人物马可·波罗在1275年盛夏风尘仆仆地走进蒙元帝国的夏都——上都城时,他不会意识到几百年后因为自己的一部奇书开启了西方人的文明愿景,也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从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一直到18世纪,欧洲的“中国梦”持续了近500年。

在欧洲盛行一时的《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它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视野,为他们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也使西方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神秘的东方如天方夜谭,遥远不可及,书中所描绘的强大文明的国家,井然有序的社会制度,和谐富饶的疆土子民,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无限向往,也帮助欧洲人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

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即便是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晚期出现的契丹形象,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种解放力量……”东方中国成为西方梦幻新生活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

在间隔一个世纪后,蒙古人给欧洲人带来华丽的货物和奢侈的珍品,也带来愉悦的感官享受;意大利作家但丁和薄伽丘、英国作家乔叟用“鞑靼绸”“鞑靼布”和“鞑靼缎”等词汇,作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赞美语。当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命令制造同其勋位相配的150根吊袜带时,他指明要把它们染成“鞑靼蓝”。

33.《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与海上丝路大盛景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是中国人原初绘制,朝鲜人、日本人进一步加工的世界海域地域综合地理图。

日本现存有两个版本,一是龙谷大学版,绘于1402年;二是本光寺版,江户时代的复刻本,1988年被人发现。

学者研究认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接续宋代元代绘画舆地总图的艺术风格,范围包括:东自中国、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绘出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绘有渤泥(婆罗洲),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等;正西绘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陆及欧洲地区;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以北一线,元朝各行省及所属各路、府、州等行政名称均用汉文标出,所有山脉用形象符号,大小河流采用双曲线,长城如同一条飞腾的巨龙,海洋用波纹表示。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早在欧洲人绘画的世界地图出现之前的中国元朝,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早已对亚洲、非洲等地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明朝永乐年间,1405年夏天,一支由207艘大小帆船,2万7千名将士组成的皇家舰队满载丝绸、瓷器和香料,带着大明皇帝的诏令,在郑和率领下,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浩浩荡荡出海。一时间千帆竞发,海风猎猎,八面威风。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海上文明之旅。此后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遍访30多个国家,平均每4年远航一次,航程近10万公里,绕地球三圈还多。郑和船队不仅到了南洋群岛,还一直抵达非洲东岸,最远登陆红海和非洲,与沿途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郑和的远航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罗盘指向以及测量航程等技术完美配合,将人类航海技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绘制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图,标志着我国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不同于一百年后西方航海家开始的冒险和掠夺,大明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与沿途各国和平友好,互通有无,发展贸易,传播借鉴和交流文化。郑和下西洋没有军事争霸的野心,而是为了展示大明王朝的富庶繁荣。

据不完全统计,在永乐、宣德年间,南亚、印度群岛和非洲共有60多国、近20位国王前来中国朝贡、访问。1431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归途经过东南亚、南亚、东非沿岸16个国家,同时这些国家派遣多达1200余人的使团随船来华朝贡,首开世界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外交活动。明朝以宏大政治气势赢得“八方来朝”“大一统”的政治气象,这番壮举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十分罕见。

郑和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其航海之旅比欧洲国家航海早半个多世纪,远远超过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欧洲航海家麦哲伦、哥伦布和达·伽玛。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的87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92年后达·伽马绕航好望角到达印度,116年后麦哲伦船队绕航全球。

令人惋叹的是,明末之后中国海上丝路的发展偏离了方向。晚明以及满清统治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受世袭陆土的封闭大陆观的影响,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多次实行海禁政策和海外贸易垄断,失去了让海洋文明垂青中国的机遇。郑和下西洋从此成为流传于南中国海上的传说。

↑1405年夏天,一支由207艘大小帆船,2万7千名将士组成的皇家舰队满载丝绸、瓷器和香料,带着大明皇帝的诏令,在郑和率领下,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浩浩荡荡出海。

34.丝路西段的奥斯曼帝国

15世纪确实是世界文明史的分水岭。在郑和、哥伦布的故事发生的同一世纪,英国发生玫瑰战争,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拥有舰队,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持续,蒙古的钦察汗国已经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小汗国,莫斯科大公国即将转变为沙皇俄国,美洲玛雅地区内战频仍,玛雅文明进入尾声。丝绸之路上另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破。拜占庭这一千年大帝国被奥斯曼这个更大的帝国所取代,意味着通往中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古道将被废弃,新的海上丝路将会延展。

奥斯曼帝国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之苏丹与也门。

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以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自居,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文明在其治下得以统合。16世纪,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国力日趋鼎盛,其领土面积在17世纪更达最高峰。

正是在苏莱曼时期,奥斯曼帝国开始正式向大明王朝遣使。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被明朝人称为鲁迷国,据《明史》载,鲁迷国分别于1524年、1526年、1543年、1548年、1554年五次遣使携商人来华,同时大批奥斯曼商人停留在广州、厦门、宁波等地。

今天,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保留了一批拜占庭时期珍藏的宋代瓷器和大量明代朝贡贸易得来的珍品瓷器,多达上万件。

奥斯曼帝国位处东西文明交汇处,并掌握东西文明的陆上交通线达五个世纪之久。在其存续期间,多次实行伊斯兰化与现代化改革,使得东西文明的界限日趋模糊。奥斯曼帝国对西方文明影响举足轻重。

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原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一地位被奥斯曼取代。16世纪,这一地位被西班牙取代,而最终英国又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

35.“视线所窥,唯有东方”:欧洲人的东方梦

13至15世纪以蒙元和大明文化为代表的新兴文明体处于上升势头,他们吸收外来文明并担当起传播者的角色;而在16至18世纪,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担当起这一传播角色。

这是丝路文明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成就了一批探险家和殖民者基于对财富的追求和探险野心而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在丝路上,东西方文明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碰撞。

大航海时代拓宽了欧洲人的视野,改变了欧洲人的空间地理观和世界观。他们不再以“罗马为中心”,知道了原来地球是圆的。同时,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马来群岛直通非洲,出现了“中国大帆船”的盛景。

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时代,是欧洲人怀着对美好时代的向往,进入科学与艺术文化革命时期,这是“文明的(欧洲)世界开始钟情于中国的转折之时代”。

亚洲文明影响了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精致美丽的瓷器,华贵飘逸的丝绸,回味醇厚的茶叶,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在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期得到推崇、深刻影响了欧洲世俗生活的“中国潮”“中国热”,就是向东方寻梦、向中国寻梦,是丝路文明寻梦的延续和高潮。

36.利玛窦来了,丝路文明的意义得以解读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开启了近代沟通中西文明的伟大事业,而后西方一批批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将西方科学文化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

在许多西方人士的努力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丝路文明精神在海外迅速传播。17、18世纪的很多西方人把中国看成理想社会,当作一个他们未来要模仿、取法和学习的榜样。因为当时的欧洲是封建君主制,宗教僵化而不宽容。其时中国文人当政、信仰宽容、社会平等,中国科举开创的文官制度使平民百姓都可以通过读书达到社会的高层。欧洲发现了“儒教的中国”,并为此而欣喜。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像。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开启了近代沟通中西文明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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