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6日，《北京日报》头版开设的《改革开放十年谈》专栏登载了我的稿件——《又想起父亲吃花生》，并且配发了插图。文章写了从花生逢年过节凭本供应到人们随处敞开购买，指出“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
光阴荏苒，转眼又过了30年。时下，北京市正组织开展“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我想一定要再给《北京日报》投篇稿，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父亲的老家在山东农村，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来到北京“打工”。父亲是个文盲，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常说：“我是瞎字儿不识，连票子（人民币）都认不清。你们可千万别像我！”
母亲是家庭妇女，也没有上过学，但她在1958年上过一段街道组织的识字班，好歹认识几个字。她深知上学的重要性，但又说不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只能不停地重复那些老话：“好好念书！书念好了才能有出息。”每逢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总回答：“放心吧，我们以后也要上大学！”但随着后来上山下乡、返城务工、结婚生子，我上大学的念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化了。
平地一声春雷，改革开放唤醒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梦想。
“恢复高考了！”人们在奔走相告的背后，是挑灯夜战的备考。在工厂当保全工的二弟报名参考，第一年落榜；但他再接再厉，第二年如愿以偿，成为我们家第一位大学生，而且还是带着工资上学的全日制大学生。
我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上全日制大学有点儿困难，但在全社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氛围下，上大学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烈。好在那时的北京正大力兴办教育，很多大学不但办了分校，而且还办了夜大学、函授大学，以多种方式满足像我这样的人对教育的需求。
1981年6月的一天，我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历史专业招生》的广告，欣喜异常。因为我从小就对历史学感兴趣。7月13日，我来到北京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的东风楼报了名。随后，白天黑夜地找书、看书、背书。8月23日是个星期天，我到该院的红旗楼参加考试。8月31日下午，我双手颤抖地打开了该院发给我的信函，当“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映入眼帘时，我兴奋得蹦了起来。9月5日，我又来到历史系所在的东风楼报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那年，我34岁，是同学里的老大哥。
兴奋过后，困惑袭来。一是我在北京酿酒总厂运输科的工作，同所学专业一点儿不搭界，领导是否支持；二是每周的一、三、五晚6时30分和周日（当时周日不休息）上午上课，这就需要早退和迟到，领导是否允许。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领导汇报时，单位党政领导明确表示：支持你外出学习，希望你安排好工作，报销你的学费。领导的表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从此，我的行程就呈现出一个大三角形：清晨，我骑车从东四的家出发，到东三环外八王坟的酒厂上班；下午4点半骑车从酒厂出发，到西三环花园村上课；晚8点半下课后再骑车回到东四的家。从1981年9月入学到1986年7月毕业，五年来骑行了多少公里，没有算过，只知道车胎换了两次。
那时骑车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卫生间拿出毛巾擦拭前胸后背的汗；然后坐到教室里吃个面包喝杯开水就算一顿饭了。当时一点儿不觉得累，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的同学中，现在有的担任了区县级的领导，有的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有的是满语专家，有些还上电视授课。大家共同的心声——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至于我们三兄弟家中的子女，不但都是大学毕业，有的还上了清华读了研究生。家庭聚会时，我常讲：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才让我们圆了大学梦！
“我与改革开放”故事稿件的征集将持续到九月十五日，投稿可发至活动组委会邮箱送wyggkfgszj@163.com或wyggkfgszj@126.com，也可直接向本报投稿，接收邮箱：bjrbfukanbu@163.com。来稿请注明“我与改革开放”征文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