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中，我“过五关、斩六将”参加过不知多少考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但是四十年前那场考试我至今历历在目。
1978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Dr.Price）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美互派留学生。我是在山东邹县支农劳动休息时，偶然从地头一份旧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乃至对我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时我在邹县（如今的邹城市）这个鲁西南小县城工作，整天浑浑噩噩为吃喝忙，甚至连“改革开放”这个词都没有好好注意，更没有想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能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乃至我们自己带来什么。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国内政治气氛乍暖还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不少人对这么多人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留学忧心忡忡。一些人担忧，派这么多人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回来怎么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还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他又说：“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即使出国1000个人中跑掉100个人，也只占十分之一，还有900个人回来。”历史证明邓小平这个预言是正确的。正由于邓小平这番话，我方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美国的留学生，后来又结束了我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1978年8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举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老实说，我做过升官发财的美梦，但从来没有做过出国留学的梦，因为出国留学对于我太可望而不可及了。我懵懵懂懂地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凭出差证明领了粮票匆匆挤上去济南的火车，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