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其他指标，我们看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跟什么因素有关。我们又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是负相关的。财政刺激使得政府驱动的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出了民营的投资，导致了效率降低。效率降低又进一步形成经济下行压力。
从经济下行的压力，到政府驱动的投资，到挤出投资，到效率下降，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形成这样一个陷阱式循环。这里面财政起到的作用，就是政府驱动的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可能不一定在预算中显示出来，可能在再融资平台的债务中显示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跟政府的刺激是有关的。
怎么走出这个循环？
很多人提出了不少不错的方案，比如能不能减少一些财政刺激性的投资，用腾出来的资源来帮企业减轻负担。我完全同意。怎么减，可以有很多具体方案，但是这是一个大的方向。财政政策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体现于政府过多的投资，而是政府用资源来降低企业的负担。政府的很多投资也就是融资平台，通过借债的方式来做。如果对它不控制，即使在预算内控制了，它的投资仍然会膨胀，所以对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控制非常重要。
还有人说，如果政府不在公路、港口进行投资，能不能转向其他领域，比如加强产业政策，加强对企业的扶持。产业政策面临什么问题？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和几个学者一起用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来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效率产生的影响。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只看四个方面的产业政策，税收优惠、政府直接补贴、政府补贴投资和关税保护对企业的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发现，只有当产业政策是促进竞争的时候才对企业的效率才有正面作用。
怎么衡量产业政策是不是促进竞争？看它是不是普惠于行业所有企业，普惠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效率提高。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花这么多钱去减税和补贴，但是工业企业的数据显示，对效率并没有产生正面影响。这些钱花到这些特惠的产业政策，不如用来减轻企业普遍的负担。
给定刚才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要好好想一想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用刺激性投资拉动需求的政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需要给企业减负，需要重新思考产业政策来怎么设计，需要重新思考政府的各项支出怎么能够更好地来帮助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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