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家庭农场这个词就一直在用,但真正写入中央文件是在2013年,最近几年,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朱启臻说。
吴瑞瑞家的地是夫妻一起打理,最接近家庭农场定义的经营者案例,但和真正的家庭农场仍有距离,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土地。“稳定性是基础,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是基本条件,唯有长久不变,才能给农民以长远预期,农业经验和对土地的感情才能形成,并在代际之间传承。”朱启臻说。
4月1日,吴瑞瑞在农场里进行飞防作业。受访者供图
但稳定性,恰恰是吴瑞瑞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吴瑞瑞的600多亩地,分散在几个不同的村庄,都是零散的地块,而且时常有变动。“有的刚租几年,忽然就不给租了,刚种熟的地,又不能种了,只能再找地方。”他说。
“太不稳定了”,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郝科向说,他和父亲、妻子、儿子一起租地种粮,目前有1300亩地,种了十多年,经历了太多波折,“1300多亩,都是从农民手里,一小块一小块租来的,有些能连成片,但经常有一家人或者几家人忽然不租了,因为别人给的价格更高,最多的一次,300多亩地说不租就不租了。”
同样租地种田的苗加上也告诉记者,他的农场在黑龙江哈尔滨,现在有大约5000亩地是每年一签合同,没有农户愿意签长期合约,“因为租金每年都在涨,2019年的时候,一亩地还是400元,2020年涨到了600元,2021年1000元,今年1100元。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没什么利润空间了。”
“最怕的就是游资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