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无语对视更考验谈判双方的心理吧。
陈佐洱：谈判是一门学问，讲究以逸待劳，使对方疲劳或不适。这次，柯利达带来了新方案，同意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项听取中方意见。这是谈判前提的重要转折，中方当即也作出让步，接受了英方提出的为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币财政储备的建议。
我遵照指示，立即动笔起草协议草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中方的坚持，协议名称定为《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这“及有关问题”五个字是有深意的。就是说，从今往后，过渡期里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项，中英双方都要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这样就把英方制约住了。
其实，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较量中，一共就达成两个协议。一是广为人知的《中英联合声明》，第二就是这个新机场备忘录。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不仅解决了新机场建设问题，更为后来的谈判定了基调。
高渊：谈判完成后，中英双方是怎样的心情？
陈佐洱：都很高兴。鲁平连夜写了一首“卜算子”，最后一句是：只见青遍柳树梢，方晓春之到。柯利达也第一次露出笑容，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外交家。令人感慨的是，据说柯利达爵士的晚年生活艰辛，得了糖尿病，还失去了双腿，和老伴居住在伦敦租来的公寓，没有人看护照料。
港英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会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啊！
高渊：中英谈判中，你经历的最跌宕起伏的谈判是哪一次？
陈佐洱：我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后，就常驻香港，在香港回归谈判的最后阶段，代表中方主谈了除法律适应化以外的几乎所有议题。
要说最跌宕起伏，还是财政预算案编制谈判。
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97/98财政年度将跨越香港回归，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编制。而且，由于财政政策有连续性，之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也应由双方合作完成。
英方却想独自把握，以配合其“光荣撤退”方案的实施。所以阻挠中方参与预算案编制，还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地做大开支粉饰政绩。中方为了给未来特区留下一个好家底，坚持要在预算案编制中发挥应有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