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把你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吧？
陈佐洱：彭定康的这番言论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在当时具有很大蛊惑性，一下子将我推到漠视港人利益、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孤立境地，迅速成为香港“主流舆论”。短短一个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门的文章，通过文字、电波、视频铺天盖地地对我声讨谴责。
高渊：你的压力有多大？
陈佐洱：当时我身在北京，香港的信息来得晚。
在翌日专家组会议结束后的吹风会上，有记者问我对彭定康那番谈话有何看法。我回答，港督是英国女王派来集大权于一身的英国人，跟未来由港人选举产生的特区行政长官相比，他是一个独裁者，他不仅没有资格跻身“港人”，更不会领到未来香港特区的“驾驶执照”。
我这话又被渲染为“大独裁者论”，英国外交部因此约见中国驻英使馆代办，指责我对香港社会福利开支的言论以及针对彭定康进行人身攻击是“不能接受的”。
我回到香港住处，见到小别一周的太太，她好像一下子憔悴了很多，因为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甚至不愿上街、上班，害怕背脊后有人窃窃私语。
但我不管压力多大，仍必须一如既往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从容面对传媒。为减轻舆论误解，最大限度争取支持，继续不卑不亢地进行一些针对性解释。
高渊：这段难捱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陈佐洱：香港是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再火爆的新闻也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大约半个月后，舆论对我的注意力渐渐移散了。这的确是段不容易的日子，我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
若干年后，是非对错终于被香港发生的许多大事验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董建华、曾荫权以及梁锦松、唐英年等要员都曾动情地当面感念我，表示中英共同编制跨九七的财政预算案为香港的未来把住了关，他们都还记得并赞赏当年“车毁人亡”那句警示。
我说，我真的希望那仅仅是一句警示，甚至是说错的话，就当作我敲了一回木鱼吧。
1995年，中英关于香港财政预算案编制专家小组会议上，陈佐洱批评英方持续高福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