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过程还顺利吗？
陈佐洱：他们是9月14日下午3点50分，从日本东京登机出发的，途经上海再飞北京。因为机上有重要旅客，所以这个航班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一直到15日凌晨0点56分才抵达北京。
我和中新社的同事是当天傍晚就到首都机场等候了，还来了很多国内外媒体。子夜时分，机舱门一打开，李永得和徐璐与我握手，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前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高渊：这句“等你们38年了”，是事先想好的，还是当时脱口而出？
陈佐洱：是脱口而出的，我根本没有细想。因为已经等了4个多小时，加深了焦虑和期待，的确是久等的感觉，飞机晚点嘛。
但这话一出口，立刻被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很多报刊以显著版位报道并加以评论，国内各大媒体在内部也炒得很热。
高渊：听说还引来不少批评？
陈佐洱：当时，中新社在宣武门新华社大楼里办公，中午去食堂吃饭时，就听到有人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人说等台湾人等了38年，是什么阶级立场？”中新社里面也在议论，我内心忐忑不安，只想埋头工作，帮两位台湾记者联系好采访。
后来听说，邓小平同志肯定这句话说得好，我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高渊：那次台湾媒体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观上也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陈佐洱：台湾记者采访结束后，一下子北京有好几个单位要调我，中央台办要我去负责宣传，当新闻发言人。但我最想去国务院港澳办，因为香港还有10年就要回归了，我工作到退休年龄前还赶得上全过程。1987年底就去了，1988年1月正式上班。
高渊：当时鲁平在港澳办？
陈佐洱：对，我去港澳办跟鲁平很有关系。我在中新社总社的时候，宿舍对面就是鲁平的家，他当时是港澳办秘书长。有时候我去他家串门，就认识了，他也知道我怎么接待台湾记者，就向港澳办党组推荐了，请党组书记李后专门来考察我。
我去了之后，是一个处级干部，没有具体职务，在基本法草委会秘书处工作，实际上负责秘书处。几个月后，任命我为副司长。
英国“玫瑰园计划”投入过于巨大，倾尽香港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50亿港币。还要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