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第一次参加中英谈判是什么时候？
陈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开始的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一直持续到1991年。当时，我先后担任港澳办一司副司长和司长，这个司负责经济事务和调研工作。
这项谈判起初是由中英双方派出专家组、政府工作小组出面谈，英方谈判组长是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相当于司局级，跟我对等。这是我第一次担纲谈判首席，不敢有丝毫懈怠。
高渊：当时，为何中方反对港英当局的建设方案？
陈佐洱：香港原来的启德机场地处人口稠密的市区，中方在80年代就建议港英当局择址建设新机场，但对方并不积极，可能不想种了树让后人来乘凉。
但到了1989年后，英方处心积虑“光荣撤退”，抛出了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主要就是建设机场和港口。
这个计划最大的问题是，投入过于巨大，可以说是倾尽了香港的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区区50亿港币。不仅如此，还要不封顶地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对此，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建设香港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和伯恩斯谈了几轮？
陈佐洱：和他谈了两轮，地点都在北京，但双方分歧严重，没有谈成。分歧的焦点是，英方坚持认为，就跨越回归的重大事项和中方磋商，会损害英国对香港的有效管治。所以，虽然双方谈判人员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大原则定不下来，协议依然遥不可及。
伯恩斯人高马大，一脸营养和修养都很好的样子。他有一次以近乎恳求的口吻跟我说：“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们都会回到伦敦，我们能不能互相让一点，让我回去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一天。”我当即表示会尽力，但遗憾的是，没能缩小彼此的分歧。
高渊：怎么打破僵局呢？
陈佐洱：到了1991年6月，双方提升了谈判级别。英国派出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中方是鲁平，他当时已经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作为鲁平的助手参加会谈。
柯利达是从第三国绕道来北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钓鱼台国宾馆见不到一个记者。他是位瘦瘦高高的老者，开谈前他用冷峻的目光直视鲁平，一语不发达几分钟。鲁平也是高手，迎着柯利达的目光相视而坐，也一语不发，直到对方收回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