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现阶段下,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处不仅在于干部是否担当作为,更在于治理体系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平心而论,岛叔在全国各地调研,山东基层干部的能力在全国也名列前茅,但为何山东和身前的江苏、广东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入手
问题出在哪儿?
坊间都传言,山东的官本位文化比较浓重,应该为现在的发展后劲不足埋单。
一般来讲,中国的官僚体系内部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山东官僚系统的重要特征则是,多数干部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对更上级的决策并不关心。这是极为典型的科层制逻辑。
改革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线是政府职能和权限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放权”。由此,导致地方自主性极大增强,干部只对直接上级负责,其实是有道理的。
客观而言,这一治理逻辑,给山东省的地方经济发展释放了极大动能:有为的地方政府,再加上有能力的基层干部,又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简直是绝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通过垂直管理改革,简单的“放权式”改革放缓,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很多治理领域都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换言之,很多治理行为,甚至包括经济发展,都很难再仅仅通过激活地方自主性来得到解决。
尤其是新旧动能转换这样的大问题,显然不能仅靠地方政府解决,必须通过中央和省一级的宏观调控来实现。在此意义上,干部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已经不够,更要有“大局意识”,认清大局,主动创新,才能有所作为。
因此,从抓干部作风入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很有点山东特色。刘家义的话说得很明白了——2013年总书记在山东调研就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2019年了山东如果新旧动能转换得还不成功,怎么说得过去?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不断探索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特色做法与实践,涌现出一批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优秀干部。
新华社杭州11月11日电 题:鲜明地“上”、坚决地“下”、大胆地“容”——浙江激发干部担当作为观察 新华社记者沈锡权、魏一骏、吕昂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