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跟广东、江苏的差距一直在拉大，山东着急了

摘要：干部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已经不够，更要有“大局意识”，认清大局，主动创新，才能有所作为。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不少省份都召开干部动员会议，部署新一年的工作重点。常规操作之外，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的一番话，相当有看点。

会上，刘家义给山东的各级领导干部立下了不少规矩——

要求2019年全省各级会议数量减少1/3以上；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在基层调研不少于2个月；大胆使用“李云龙式”干部；遇到急需解决重大问题，县委书记可直报省委，建立县委书记、县长与厅长直接沟通机制……

一句话，“担当作为、狠抓落实”。

一年前，有一篇题为《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的文章流传甚广。那是2018年的动员大会，刘家义历数近年来山东发展之落后，提出山东需要“新旧动能转换”。

一年前动员“新旧动能转换”，一年后动员“担当”、“落实”，改革推动似乎没那么顺利。此番省内“立规矩”，显然对之前干部作风和新旧动能转化工作的推进并不满意。

问题当然不止山东，着急的当然也不止官场。山东这一北方经济大省，其领导层对问题的病灶诊断、药方处置，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具有相当样本意义。

体系

山东应该是焦虑的。

作为一个北方大省，山东的经济发展曾一度领先全国。这几年，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落后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即便不和南方诸省相比，周边省份如河南的发展，就曾让刘家义在2018年发出“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叹。

2018年大会上，刘家义提到，经济总量上，山东与广东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的1.72万亿；与江苏的差距由50亿扩大到1.32万亿。2018年，山东跟这两个省的差距，则扩大到了2万多亿、1.6万多亿——

差距，一直在拉大。

经济强省山东为何发展动力不足？在岛叔看来，这和当地较为独特的治理体系不无关系。相较于南方诸省，山东在发展民营资本、吸收外资方面并无优势，其经济高速发展有更为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

岛叔曾在河南扶沟县和山东寿光县所在的潍坊地区调研过，两个地方的干部都曾讲起大棚蔬菜的故事。河南干部感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干部总是比山东干部落后半拍。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作风不扎实。

两地干部作风差异的直接结果就是，扶沟县更早推广的大棚蔬菜，反倒被寿光赶了先，后者成了全国知名的“蔬菜之乡”。

作风差异有多大呢？直到2008年，岛叔去河南扶沟调研，当地推广大棚仍举步维艰，乡镇政府强制村干部“带头”种大棚，村干部想尽办法讨价还价不愿干；相反，类似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逼民致富”，在山东却实行得较为顺利。

原因无它，就是当地政府有为，“敢为人先”。毕竟，“政府有为”，不仅是山东，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

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政府作为其实是有限度的。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代替农民做经济决策，通过行政干预的办法“逼民致富”，是行得通的；但今天的新兴产业，如互联网经济，恰恰市场化程度极高，行政干预效果不仅极为有限，甚至还会起负面效果。

换言之，如果说纺织、能源、农业等旧动能还可以依靠过去行政干预的抢先“布局”而发展的话，新动能只能按照新的市场规律办事。

因此，现阶段下，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处不仅在于干部是否担当作为，更在于治理体系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平心而论，岛叔在全国各地调研，山东基层干部的能力在全国也名列前茅，但为何山东和身前的江苏、广东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入手

问题出在哪儿？

坊间都传言，山东的官本位文化比较浓重，应该为现在的发展后劲不足埋单。

一般来讲，中国的官僚体系内部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山东官僚系统的重要特征则是，多数干部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对更上级的决策并不关心。这是极为典型的科层制逻辑。

改革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线是政府职能和权限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放权”。由此，导致地方自主性极大增强，干部只对直接上级负责，其实是有道理的。

客观而言，这一治理逻辑，给山东省的地方经济发展释放了极大动能：有为的地方政府，再加上有能力的基层干部，又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简直是绝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通过垂直管理改革，简单的“放权式”改革放缓，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很多治理领域都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换言之，很多治理行为，甚至包括经济发展，都很难再仅仅通过激活地方自主性来得到解决。

尤其是新旧动能转换这样的大问题，显然不能仅靠地方政府解决，必须通过中央和省一级的宏观调控来实现。在此意义上，干部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已经不够，更要有“大局意识”，认清大局，主动创新，才能有所作为。

因此，从抓干部作风入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很有点山东特色。刘家义的话说得很明白了——2013年总书记在山东调研就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2019年了山东如果新旧动能转换得还不成功，怎么说得过去？

重点

“焦虑”之下再看山东的新规矩更有意思。可以说，这些新规不仅是一场作风建设，更是对山东官场长久以来形成的固有习气之改革。

一是打破“只对上负责”的官僚习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都在不断加强，“规矩”在政府行为中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某种意义上，干部“只对上负责”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干部不仅需要对上级负责，还需要对规则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对大局负责。

作为国家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在山东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工作就是大局。在此意义上，哪怕是最基层的地方主官，只要能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工作，都可以直通省委。

二是打破“固守成规”的官僚病。在山东调研时，岛叔不止一次听到，“只要听领导的就行了，不要自己思考”。这倒是非常符合科层制的关于“官僚”的职业要求，却不一定适合实践。

岛叔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切身体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的很多基层政府都在轰轰烈烈地宣传自己的基层治理创新，唯独山东比较少。经过几次实地调研，岛叔发现，其实山东很多地方的做法非常有借鉴意义，宣传却很少。

为什么不宣传？和基层干部交流后才知道，这些“创新”，都是被问题倒逼出来的，故而必定真实有效。但当地干部觉得，既然是问题倒逼出来的，也就意味着当地是有问题的，至少曾经有问题——那么，一旦宣传，是好是坏？况且上级没有要求宣传，既然自主宣传有风险，干脆不宣传好了。

这么一看就明白了，山东的干部不是没有创新能力，但固守成规的官僚病，束缚了他们主动创新的动力。

干部

干部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毛主席说过，路线确定了，关键就在干部。因此，抓干部作风，并不仅仅是一时之举，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2018年，山东换了4名市委书记。

作为南方人、作为曾经在部委工作的新领导，刘家义对山东干部的要求是急切的、也是更高的。2018年讲话中，他提到邻居河南的发展对山东的“刺痛”效应；2019年的讲话中，他也列举了相当多的例子，让山东干部自己对比。

比如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最近宁波引进上海交大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从对接洽谈到挂牌只用了12天。有关部门可以考察一下，看人家是什么样的流程？”

谈干部要“善谋”：“海南有个蜈支洲岛，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短短两三年就打造成5A级景区，年门票收入超过3亿元。我省沿海无人岛屿有500多个，是不是可以在保护性开发上做一些探索？”

在他的讲话里，海南、宁波、北京、深圳，多地都是样本，全国都有值得学习的对象。省里的部门要在全国确立“对标”单位，各市县也得有“对标”城市。光有目标不够，还得有具体方案。

不仅如此，山东2019年还要选派数以百计的干部，到部委、央企、发达地区挂职，交流任职，还要把中青年党政人才送出国（境），接受培训。这一点，显然是受到东南沿海地区做法的启发。

光对比，“刺痛”可能也不够。对于干部，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激励。至少这番话里的“激励”意味是浓的：奖，要把奖金发到具体人手里；惩罚，“板子要打在具体人身上”。乡镇人员的收入要高于县直机关同职级人员水平，基层干部“加班没法就餐”也得解决。

对招商、招人才等工作，山东的最新要求是直接对地方政府一二把手的：专项考核对象是16市书记和市长，前三名重奖，后三名约谈，连续落后要有说法；考核前三名的市，公务员优秀等次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后三名降1个百分点——这些，在公务员的队伍中，都是实打实的考核。

最狠的一句话则是：“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负责就问责，不担当就挪位，不作为就撤职。”

有为才有位。如果被舆论诟病“官本位思想”浓重的山东，也能形成能上庸下、奖惩分明、体系内良性循环、同时有治理科学性的体系，这场内部改革无疑会对其他地区形成示范效应。

山东是儒学发源地，《礼记·中庸》中有句话：“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如果山东真能痛定思痛，奋勇前行，这场焦虑就意味着新的开始。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