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所1988年开发的“农业专家系统”引起了陈增喜的注意。他断定，这是现代农业的未来。第二年，他跑到北京，花1万多元从中关村抱回来一个“大家伙”——卧式PC机，又几经周折装上了“农业专家系统”，埋头钻研起来。
爱琢磨的陈增喜很快就发现这套系统有些“不对劲”。简单来说，这是一套大而化之的系统，虽然涵盖了小麦、棉花、玉米等农作物，但给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常年两脚沾泥的陈增喜知道，这根本行不通。
“比如棉花要打缩节胺来控制旺长，一般的标准是1克至5克，但在实际操作中大不相同：下雨天，用5克最好；天旱了，1克就行；苗旺了，用3克至5克；苗一般，用1克就够了。”陈增喜把自己总结的这套方法称之为“看天、看地、看苗”。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完善这套系统，陈增喜又一次拿出当年的抄资料功夫，不过这次的工程量，堪称浩大：1983年至1989年的气象资料、1982年至1989年的土壤资料，1983年至1989年的病虫害资料，加起来800多万字节，陈增喜用“二指禅”整整敲了3个月。
妻子曹志华后来回忆说，晚上睡觉前看见他在敲字；半夜起来给孩子喂奶，看见他还在敲字。
“吃饱喝足”的“农业专家系统”实现了迭代升级，也让陈增喜的研究如虎添翼。比如，通过该系统，陈增喜精确推算出，西瓜主蔓的第八个叶子上结的瓜最大最甜；小麦的产量与每亩株数、千粒重、每年5月份的气象条件以及灌浆速度有关......到了后来，他已经能通过这个系统为大多数农业技术问题开“药方”了。
1990年，陈增喜带着电脑、打印机到红泥湾乡裴庄村为农民开展“一对一服务”，农民提问题，他现场给答案。十里八乡沸腾了！人们像赶庙会一样来看这个“西洋景”。
“万人空巷，跟赶集似的。那时候谁知道电脑是个啥玩意？他都背着电脑下乡了，你想想他有多超前！”当时还在县文化局工作的张九国说，他那天刚好在裴庄，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陈增喜，也在那时被老陈“圈粉”。
此事后来被人民日报、央视《经济半小时》突出报道，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农技科研人员纷纷前来学习。
后来，经过陈增喜升级的这套专家系统被推广开来，在当地产生经济效益上亿元。1992年，在安徽举行的国际农业专家系统研讨会上，包括美国农业专家在内的与会代表，称赞他“为计算机在农业生产应用上开辟了一条道路”。农业专家陈增喜，也跨界成为计算机专家，还担任了全国农业计算机研究会理事，并于2005年被团省委授予“全省第二届IT青年新锐”。
现在，人们走在南阳市城区的白河两岸，无不为碧波荡漾的河水迷醉。这里面，也有陈增喜一份功劳。
位于白河岸边的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燃料乙醇定点生产厂家和国家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基地主体企业之一。沼液一直是困扰企业的一大难题：不排，没地方储存；排吧，污染白河，年年被下游城市投诉。2005年春，同在郑州开会的天冠集团董事长张晓阳，向陈增喜提到此事，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回到南阳之后，陈增喜一边派人提取污水样本开始化验，一边在排污口附近租了一小块儿地，种上芦苇、香根草，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有相熟的人看了，呲他：“人家天冠恁大的企业，博士硕士乱碰腿，他们都解决不了，你能弄成？”陈增喜回答：“出水才见两腿泥，别人弄不成的，咱不一定弄不成。”
化验结果一出来，陈增喜兴奋了：这污水里有大量有机物和微量元素，用好了就是好肥料！为啥是废水？关键在于硫化亚铁含量过高。陈增喜研究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后，建议天冠的污水处理厂更换污水处理剂，有效解决了硫化亚铁含量过高问题。随后，陈增喜利用改良过的沼液、沼泥进行滩涂地沙土改造试验，成功使宛城区辛店乡雷庄村300亩沙土地的含沙量从80％降到30％，滩涂地的西瓜亩产量当年就达到2500多公斤。
在此基础上，陈增喜又研究出生物发酵法，原本的“污染源”沼液、沼泥，摇身一变成了生物有机肥原料，被广泛用于果树、蔬菜、花卉等栽培。湖北、甘肃、新疆、陕西等省区的800多万亩农田，应用天冠集团的生物有机肥原料后，平均减少化肥使用量50％，减少农药用量60％，土壤品质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还有他的扶贫“双加”模式、六字“倒算法”、艾草培育技术......似乎每过一段时间、每换一个地方，陈增喜就能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