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工作的干部一脸诧异，好心劝道：“桐柏太远了，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当时交通落后，从南阳市区到桐柏县城，光坐班车就得6个小时。
陈增喜婉言谢绝，签上字，按了手印，转身离开。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是条件艰苦的地方更能锻炼人；另一个，桐柏的气候跟信阳相似，是当时南阳地区唯一种植水稻的地方，自己上学时候水稻学得最好，正好能派上用场。
到桐柏的第二天，陈增喜就在老技术员的带领下，下到稻田里考种、测方、收稻子，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又变回了灰头土脸的“老农民”。两个月后，有了充分实践经验的他，找到了当地水稻产量低的“秘密”：也是缺少良种。
此后的两个月里，陈增喜踏上了漫漫寻种路：先坐一天车到郑州的河南省农科院开介绍信，而后南下江苏、上海、福建、江西、广东、湖北6省，到传统鱼米之乡，一家一家拜访，求取“真经”。
21天跑了6个省！那是一段让陈增喜自己说起来都感到唏嘘的经历：
比如去福建，要坐上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还经常没有座位，实在站得受不了，就铺张报纸坐地下；下了火车不知道路，得先买张地图，一边走一边打听；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白天去办事，事办完了坐夜车再回来......“跟早些年出去打工的农民工差不多。”他说。
这还不是最难的。“人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良种，凭啥给你？”在省内还好说，到了外省农科院，一开始根本没人搭理他这个小青年。咋办？
“咋办？像个钉子一样钉在那儿，软磨硬泡，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里，给人家打水扫地，忙了还要帮人家考种、做实验，啥活都干。”就这样，陈增喜用真心和耐心一个一个敲开了曾经对他紧闭的大门：当年年底，他不仅从外省带回来300多个水稻品种，还抄写到了当地科研人员视为珍宝的实验记录。“当时没有打印机，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抄到半夜两三点是常事。”他说。
种子带回来了，但并不代表能立马使用，还要一个一个实验。
1983年春天，正是育秧的时节，桐柏县农业试验站的人们发现，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异常忙碌：白天待在屋里做实验，晚上跑到田里侍弄稻苗，不知道在鼓捣些啥。
只有陈增喜知道其中的艰辛：300多种秧苗，一株一株编号，一行一行种植，一本一本做记录，查一遍苗，就是两个小时，稍有差池，就可能前功尽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对比、实验、考种，陈增喜和试验站的技术员最终筛选出三个适合桐柏种植的水稻良种：红南（籼稻）、桂朝二号、广104。在南阳、信阳推广后，水稻亩产量由当时的不足500斤，提高到700多斤，引起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