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此基础上另起炉灶，用并无革命性技术、仅加大能级的装置的目的何在？能否找到新粒子还是一个未知数，在目标不确定的情况下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价值何在？大型科学装置本身就要对国家负责，关乎科研诚信的问题，有疑问的科学行为是否值得政府花费极大代价，答案本身就是否定的。”李雷院士表示。
2.关键技术不在手
在并没有革命性技术出现的背景下，许多科学家也在质疑中国大型对撞机项目是在用蛮力，且很多技术细节还需要依靠西方的支持。
这点不仅在国内受到诟病，西方也有人专门为此撰文。8月25日，《自然》杂志以“Who will build the next LHC?”为题，介绍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大型对撞机计划，包括正在运行的LHC以及日本计划建造的ILC（Japan-hosted 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大型直线对撞机）、CPEC、SPPC和升级版的LHC。文中显示，在2030年左右，规划中的升级版LHC和SPPC将会“撞车”，二者将会相互“影响”。
李雷院士也提到，他在与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探讨时获悉，很多关键技术仍掌握在西方手中，单靠中国现有的技术手段，很多技术细节无法完成，“在很多关键技术需要西方来完成的情况下，即便发现了新粒子，主要的贡献究竟是归功于出资占比大的中国还是掌握技术的西方，这本身也是个争议性的问题”。
3.重蹈SSC的覆辙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韩梅（化名）教授表示，美国的SSC在20年前已经刹车，至今为止大型对撞机项目在美国的科技计划列表中也不甚重视，“排在很靠后的位置”。
韩梅教授透露，他曾与美国知名物理学家Philip W. Anderson就SSC项目进行过交流，“SSC项目之所以在先期投入20美元之后被叫停，一方面是因为SSC的投入一再地扩大，钓鱼工程的态势显露，另一方面是坚持建造的人不断的夸大SSC的作用，但其实SSC并不能完成”。
4.建造模式
韩梅教授也对中国牵头大型对撞机项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从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大型科研装置来看，由一个国家牵头、全世界参与的项目并不多见，或者说就大型对撞机项目来看，由中国牵头并不合适，而应该由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来牵头，按照GDP的多少来分配出资比率，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韩梅教授还表示，单方面牵头来建造大型对撞机项目，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并不合宜，“目前我国对于科研的投入是巨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在这个节点上去发展大型对撞机，并不符合发展的需求，至少在20年内是这样的”。
李雷院士也指出，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究竟值不值，这需要多方的论证和评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失大于得”。
图为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王贻芳针对质疑的后续回应
►《知识分子》：如何回应针对大型对撞机科学目标不明的质疑？
王贻芳：粒子物理学的根本目标是探索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LHC使得这种探索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如果发现了新的粒子、新的运动规律自然令人激动，但确认已知的运动规律依然适用、也同样令人惊喜。重要的是，人类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扩展到新的领域！目前LHC获取的数据只是其计划的2%，这意味着人类在这个层次的探索才刚刚开始。整个计划的完成还需要15-20年，现在做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疑似750GeV新粒子事件是实验探索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是微观粒子的产生和演化遵从统计规律的体现，类似的事情以前有过，以后也还会发生。按粒子物理实验的惯例，只有当信号的统计显示度达到五倍标准偏差的时候才能宣称新发现，否则只是看到了值得注意的迹象而已。理论物理学家对只有三倍标准偏差的事例如此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对LHC正在揭示的新世界、对于可能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规律还没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这恰恰说明了继续进行实验探索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