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至今，中国科学界，特别是在物理学界，一个预算数百亿、最终或达上千亿元的大型项目的立项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支持方和反对方皆有诺奖得主站边。争议原仅限于物理学界内部，但较少公开。而争议的主题则是——中国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
科学从不避讳争议与质疑，各种意见“针锋相对”才能得到充分交流。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面对投资如此庞大的一个大型科学装置，在较早之前，媒体所做报道却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罕有质疑的声音，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杨振宁先生授权《知识分子》发表其反对今天的中国建造对撞机的文章。
《知识分子》就对撞机的争议采访了中国物理学界数位重要科学家（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被采访对象要求做匿名处理），他们均表明该项目在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但同时认为公众有知情权，面对大型对撞机项目这一规划资金最高、建成之后或将成为中国第一的大科学装置，公众应该了解意见具有分歧的事实，也应知悉关于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争议所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是这一巨大争议的主角。事情最早源于2012年，王贻芳等多位科学家提议在中国投资建设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和质子-质子对撞机（SPPC），希望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物理实验装置，表示“中国发起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能成为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支柱、国际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引进和培养基地、国际化的科研体制建设，提升科技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
CEPC-SPPC项目在很多方面都是惊人的。一方面，相较于目前世界最大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CEPC-SPPC的能量将至少是LHC的7倍，对撞机周长可达100公里；另一方面，建造费用也将达到250-400亿元，成为中国耗资最多的大型科学装置。
中科院高能所曾多次组织会议研讨该项目的可行性方案，并建成专题网站，支持建设、论证项目的学术活动，相关的新闻报道频频可见。然而，《知识分子》在求证过程中发现，来自学界内部反对者的声音一直都存在，不过争议的声音长期没有得到媒体关注，也未被公众知悉。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王贻芳
反方：中国牵头大型对撞机失大于得
在《知识分子》求证的过程中，有关科学目标、耗资、历史等争议焦点被屡次提及。受访专家给出的回答几乎呈现了“另一边倒”的态势，对于中国牵头建设大型对撞机的态度也较支持者更加直白。
绝大多数专家首先肯定了推广、研究基础物理的意义，也肯定了粒子物理对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意义，但就大型对撞机项目落户中国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反对者对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质疑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科学目标不明确
“首先你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根据，而不是打赌式的计划，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能够发现新粒子”。中科院院士李雷（化名）表示，LHC已经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多年的实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止步在一定的阶段。
正如今年八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指出，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今年积累了25000TB的数据，然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粒子证据，帮助产出大量论文的750GeV新粒子也正式宣告不存在，目标中的暗物质（LUX和PandaX）、磁单极子（MoEDAL）和惰性中微子（冰立方）也全部沦陷。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们也开始质疑和反思，是否用于对撞机建造、研究的经费应该用在其它领域？
“那么在此基础上另起炉灶，用并无革命性技术、仅加大能级的装置的目的何在？能否找到新粒子还是一个未知数，在目标不确定的情况下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价值何在？大型科学装置本身就要对国家负责，关乎科研诚信的问题，有疑问的科学行为是否值得政府花费极大代价，答案本身就是否定的。”李雷院士表示。
2.关键技术不在手
在并没有革命性技术出现的背景下，许多科学家也在质疑中国大型对撞机项目是在用蛮力，且很多技术细节还需要依靠西方的支持。
这点不仅在国内受到诟病，西方也有人专门为此撰文。8月25日，《自然》杂志以“Who will build the next LHC?”为题，介绍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大型对撞机计划，包括正在运行的LHC以及日本计划建造的ILC（Japan-hosted 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大型直线对撞机）、CPEC、SPPC和升级版的LHC。文中显示，在2030年左右，规划中的升级版LHC和SPPC将会“撞车”，二者将会相互“影响”。
李雷院士也提到，他在与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探讨时获悉，很多关键技术仍掌握在西方手中，单靠中国现有的技术手段，很多技术细节无法完成，“在很多关键技术需要西方来完成的情况下，即便发现了新粒子，主要的贡献究竟是归功于出资占比大的中国还是掌握技术的西方，这本身也是个争议性的问题”。
3.重蹈SSC的覆辙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韩梅（化名）教授表示，美国的SSC在20年前已经刹车，至今为止大型对撞机项目在美国的科技计划列表中也不甚重视，“排在很靠后的位置”。
韩梅教授透露，他曾与美国知名物理学家Philip W. Anderson就SSC项目进行过交流，“SSC项目之所以在先期投入20美元之后被叫停，一方面是因为SSC的投入一再地扩大，钓鱼工程的态势显露，另一方面是坚持建造的人不断的夸大SSC的作用，但其实SSC并不能完成”。
4.建造模式
韩梅教授也对中国牵头大型对撞机项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从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大型科研装置来看，由一个国家牵头、全世界参与的项目并不多见，或者说就大型对撞机项目来看，由中国牵头并不合适，而应该由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来牵头，按照GDP的多少来分配出资比率，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韩梅教授还表示，单方面牵头来建造大型对撞机项目，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并不合宜，“目前我国对于科研的投入是巨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在这个节点上去发展大型对撞机，并不符合发展的需求，至少在20年内是这样的”。
李雷院士也指出，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究竟值不值，这需要多方的论证和评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失大于得”。
图为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王贻芳针对质疑的后续回应
►《知识分子》：如何回应针对大型对撞机科学目标不明的质疑？
王贻芳：粒子物理学的根本目标是探索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LHC使得这种探索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如果发现了新的粒子、新的运动规律自然令人激动，但确认已知的运动规律依然适用、也同样令人惊喜。重要的是，人类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扩展到新的领域！目前LHC获取的数据只是其计划的2%，这意味着人类在这个层次的探索才刚刚开始。整个计划的完成还需要15-20年，现在做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疑似750GeV新粒子事件是实验探索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是微观粒子的产生和演化遵从统计规律的体现，类似的事情以前有过，以后也还会发生。按粒子物理实验的惯例，只有当信号的统计显示度达到五倍标准偏差的时候才能宣称新发现，否则只是看到了值得注意的迹象而已。理论物理学家对只有三倍标准偏差的事例如此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对LHC正在揭示的新世界、对于可能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规律还没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这恰恰说明了继续进行实验探索的重要性。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标准模型不是描述微观世界的终极理论，而是更基本的理论在低能时的有效近似，发展更深层次的理论需要实验来指明方向。目前已知的标准模型中的问题，大部分与希格斯粒子的性质有关，因此更深层次的新物理应该会从希格斯粒子处露出蛛丝马迹。LHC将继续引领这个方向的探索，但质子对撞过程的高度复杂性限制了可能达到的实验精度，我们还需要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以更高的实验精度来揭示新物理的可能方向。计划中的CEPC能大量产生希格斯粒子并对其做精确研究，一些重要物理量的测量精度会比LHC提高10倍。因此无论LHC是否发现新物理，CEPC都是需要的，这是粒子物理发展中跳不过去的一步。
►《知识分子》：假设大型对撞机不能发现新的粒子和现象，其价值何在？
王贻芳：1）CEPC有确定的科学产出，会大大加深我们对粒子物理的认识。CEPC可以将希格斯粒子的测量精度提高至1%左右，比LHC好10倍。这对确认希格斯粒子的性质，判断它是否与标准模型的预言完全一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CEPC还可以确定希格斯场参与的真空相变的形式，这对宇宙早期演化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发现新粒子固然重要，研究物理问题更重要。比如我们早就发现了中微子，但我们仍然在深入研究中微子的性质，也确实得到了丰硕的成果。希格斯粒子是标准模型中最重要的粒子，我们也只是刚刚认识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2）大型对撞机如果不能发现新粒子或新现象，也会使我们对物理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像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没有发现以太，但对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一样。
3）CEPC可以使我们成为世界粒子物理研究的中心，牢牢建立中国的领先地位。同时我们可以在以下技术方面实现国产化，并领先国际：
a)超导高频腔（应用于所有加速器）
b)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应用于雷达、广播、通讯、加速器等）
c)低温制冷机（应用于科研设施、火箭发动机、医疗设备等）
d)高速、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子线路与芯片等
e)数据获取与处理，计算机与网络通讯等
f)精密机械、微波、真空、自动控制等
国内外的大科学装置，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ITER、LHC等对技术发展的带动作用，有许多成例。
►《知识分子》：有物理学界人士表示，大型对撞机项目可能成为一个“钓鱼工程”，现在规划中所提到的几百亿预算并不能满足要求，实际上的需求要在千亿以上。是这样吗？
王贻芳：我们规划的大型对撞机项目（以周长为100公里算）分两步走：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阶段，约在2022-2030年间，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300亿人民币。如果这第一步成功，有新物理的迹象，且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价格合适（比如20元/千安米），我们可以走第二步：质子对撞阶段（SPPC），工程造价约为1000亿人民币。这第二步是在2040年左右。这里如果减去国际贡献约30%，中国政府应该出资大约300亿和700亿。
这里的第一阶段科学意义重大，方案基本成型，百亿量级的造价能够承受，已值得支持。第二阶段说明了这个方案还有更长远的科学寿命，不仅预留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还可以带动更重要的技术发展（如高温超导），是对第一阶段科学及技术意义的一个补充。
在过去50年间，国际上曾有许多不成功的加速器工程（超支、延期、不达指标等）。但基本上都是质子加速器，电子对撞机还没有不成功的先例。这主要是其技术成熟，不确定因素少。为汲取教训，我们在第二阶段上马前，要做仔细评估，切忌匆忙。
►《知识分子》：1991年美国开始建设SSC项目，却最终在已经花费20亿美元的情况下流产，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贻芳：美国SSC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当时的政府赤字且与国际空间站争夺经费、美国的两党政治斗争、德克萨斯与其它地区的区域竞争，还有管理不善、预算错误、造价飙升、国际合作不够等。具体分析及历史资料见参考文献【2，3】。其实“预算超支”绝不是SSC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是有其特殊及偶然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
对美国来说SSC半途下马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它使美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失去了发现希格斯粒子的机会，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基础和机遇，失去了国际领导地位，到现在还没有翻身。这个决定对美国的大科学研究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并使一代美国人失去了梦想的勇气。
当年美国科学界反对SSC的理由跟我们今天在中国听到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事实上SSC的终止并没有让任何科学家获得经费的增加，当然SSC的启动也没有减少任何人的经费，很多当年反对的人后来也后悔了。
在此之后欧洲建造了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有超支，但并不是太多。说明大型加速器并不一定是“无底洞”，是可以成功的。
中国的政治与美国完全不同，对大工程建设实际上有其优越性，偶然性较小。今天的中国已经干了很多美国人不干、或干不了的事，未来这样的事还会有。SSC失败，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建造大型加速器。我们应该要科学仔细地分析，同时要做好国际合作，做好管理，控制预算。
►《知识分子》：有科学家认为，中国大型对撞机项目有些不实际，一旦不能发现新的粒子、或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就有可能会造成公众对于大型科技设施的抵触情绪，认为花费巨资建造大型科研设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举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王贻芳：花费巨资建设大型科研设施的必要性如下：
1）虽然重大成果不一定都需要重大投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重大投入是会产生重大成果的。希格斯粒子的发现和引力波的发现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些重大设施还有许多技术副产品，其重要性常常会高过“主产品”。欧洲核子中心（CERN）发明的WWW网页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发展，中华民族应该对人类科技文明有所贡献，一些标志性的投入和贡献是必不可少的。不能花钱的事都让别人干，自己老忙着赚钱，这不能使我们成为国际社会受人尊敬的一员，更不能使我们成为世界领袖。
2）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大小项目都有，不能只支持一类。特别是在目前我们的科研仪器还大量不能自给的情况下，更要大力支持物质科学，支持采用自制仪器开展研究，并培养人才。在现阶段简单地只跟随国际热点，只支持小项目，大量采购国外仪器设备，对国内经济和科技发展没有好处。事实上，小项目的投资加起来一点都不少，出重大成果的几率与效益可能更低，风险更大。
3）大项目自然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但风险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对高能物理、核物理、天文、天体物理等研究领域，要想成为世界领先，要想获得探测到引力波这样的重大科学成果，必须要有新思想、新技术或新方法并落实为大项目，这是必由之路。项目的成功自然依赖于许多条件，但好的科学目标和技术路线、关键技术基础、国际一流的人才队伍、优良的管理和全面的国际合作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知识分子》：一些采访对象指出，超级对撞机在中国遇到了很大批评，目前国内物理学界的大多数反对者已经占了上风，否决了中国出资建造超级对撞机项目，这种说法属实吗？
王贻芳：我们意识到国内有一些反对意见，但事实上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最近通过决议，明确CEPC为未来发展的首选，表明了绝大多数高能物理学家的态度。我遇到的其它领域的科学家，甚至普通民众也大多支持CEPC。大型对撞机作为中国发起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选项之一，已得到中国政府少量的预研支持，包括科技部和基金委。我们还在积极争取更多的预研经费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将关键的科学和技术问题研究清楚。迄今为止，我从未听到有任何人代表政府否决这个项目。
►《知识分子》：还有专家表示，对撞机项目的建造应该由国际性的组织来牵头，各国按照GDP或者协商来分配出资比例，而非中国牵头来做，你如何看待？
王贻芳：中国积极参与了一些别国牵头的项目，比如ITER、LHC、SKA、TMT等。应该也有能力牵头并发起一些自己的项目，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
如果按照GDP的比例分配，中国很快会成为最大的出资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牵头呢？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应该永远只做参与者而不是领导者，即使我们贡献了最大的经费份额。这样的心理和做法，会使我们永远无法成为真正受人尊重的世界强国。
►《知识分子》：中国现有的技术能否满足对撞机的要求，关键技术环节是否掌握在中国手中？
王贻芳：我们已有三十多年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验，关键技术有很好的基础。虽然还需要努力（其实对谁都一样，没有人会用极为成熟的技术来建这样一台机器，因为总要有技术进步），但以我们的能力及人员队伍，我们有十分的把握能独立完成90%以上的任务。在国际合作的环境与要求下，我们会放一些任务给别人，但这不会使整个项目失控。
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一项政治决定
“中国对撞机项目是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专业领域世界第一的”，王贻芳向《知识分子》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好像还没有一个领域能实现这一点。从过去的几百年来看，物质科学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引领，我们的基础科学从原子、分子直到粒子物理，对物质世界的最小研究在科学上具有重大意义。迄今为止，中国对人类科学史的贡献，能够写入教科书的成果几乎没有，对撞机如果做成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载入史册的举动。”
王贻芳认为，现在对于大加速器的争议与当年BEPC时几乎一模一样，资金、技术上的质疑。三十年之后人们还在重复着这样的争论。现在是一批新的人还在用三十年前的理由进行这个争论，说我们可以在国外进行同样的研究。而在这不断重复争议的三十年，BEPC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高能所自身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如果我们不能主导大型对撞机项目，可能高能所只是一个‘一般’的研究所，并不能做到世界第一”，王贻芳还补充道：“实际上，大型对撞机项目与高能所自身的利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型对撞机项目如果开建，高能所是否仍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还要打一个问号，对撞机项目需要从国家层面去考虑是否需要这样一个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的科学装置”。
“我们都承认：最终评价对撞机值不值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决定。国家领导人会想一想，中国究竟是要做一个二流国家还是要做一个一流国家，要做二流国家，去他处做没问题，省钱，但若要做一个一流国家，对不起，不可以这样”，王贻芳表示，“对撞机将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工程，这点我是同意的”。
为什么对撞机项目会是一个政治决定？王贻芳给出解释道：
“对撞机项目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项目，但是科学目标在里面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刨除科学目标肯定不可能，必须拿到一流的成果，这个成果的判断不依赖于大众和媒体，也不依赖于顶层领导的评判，而是依赖于科学界，粒子物理学家的判断。”然而，科学界的一些诸如利益等方面的冲突会让判断的真实性存在偏颇，“这就是为什么对撞机项目最终会成为一项政治决定的原因。”
“所以科学上我们要有最纯粹的科学讨论，将对撞机项目的事情说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有关科学目标的书籍，我们经得起全世界同行科学家的评判和批评，批评也应保持在专业领域，而非其它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讨论要不要建设对撞机，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最后，王贻芳告诉《知识分子》，中国想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就必须主导这样的国际合作项目，而非参与，如果其他国家不参与其中，仅中国自己研究，也不能达到提升影响力的政治目标，“如果有三个五个这样的国际合作项目，决策者可以从中挑选，但倘若仅有这一个，那么就做这一个。作为科学家，提供选项是我们的责任。”（知识分子微信号：The-Intellectual））
建造大型对撞机公开争议大事记
2016年8月1日至5日，十余位全球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6国际弦理论大会”的讲台上分享了弦理论的研究进展，同时也再一次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建立下一代高能对撞机的支持。与会专家不乏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菲尔兹奖得主、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及全球知名弦理论学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等，他们对包括《知识分子》等在场媒体解释了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的必要性，并回应了外界的一些质疑。
2016年8月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专访：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访华裔数学家丘成桐》的文章。丘成桐表示，希望世界上最重要的实验物理项目——巨型对撞机能够落户中国，成为中国基础科学原创性突破的诞生地和“海纳百川”般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平台，并阐述了建造大型对撞机对中国和世界的积极意义。而在2015年12月以及2016年初，丘成桐已在媒体进行发声，表达他对于中国兴建大型对撞机的支持。
2016年8月11日至25日期间，《知识分子》向国内外诸多物理学家询问他们对于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看法，并将一些争议性的问题进行整理，发送至王贻芳所长和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其中转承了哈佛大学物理系博士王孟源所做题为《高能物理的绝唱》疑问，并提出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一事，对此征求他们对于反对意见的回复。
2016年8月29日，公众号“老顾谈几何”发表丘成桐署名文章《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文中，丘成桐首先质疑了《高能物理的绝唱》一文的作者王孟源的学术背景，称王的导师“是一个没有再系中升职的助理教授”。
而针对“杨振宁先生反对对撞机落户中国”一事，丘成桐在表达对杨振宁尊敬之情的同时也指出，对杨反对对撞机落户中国一事并不知情。丘成桐还表示，重要科学的创作，都包含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在内，不属于某人所有，真理只在反复的推理和实验下，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所以古希腊哲学家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2016年8月30日，王孟源在《中国时报》的专栏博客上对丘成桐的意见作出回，在介绍他个人学术背景的同时，也对丘成桐的相关意见进行了反驳。
2016年9月4日，《知识分子》发表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题为《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的文章。杨教授首先指出，丘成桐教授的理解有误，“我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我反对的是中国今天开始建造超大对撞机”，并在随后的文章中列举了七条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原因。杨振宁教授也成为首个公开反对对撞机项目落户中国的知名物理学家。
2016年9月5日，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在《知识分子》发表题为《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背靠背”文章，对杨振宁教授提出的七条反对意见作出针对性的回复。王贻芳在最后指出，“高能物理的前途在哪里，见仁见智。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取科研一线新生代科学家的意见，他们才能引领我们的科技事业兴旺发达，领先国际。”
2016年9月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超大对撞机论战反映科技进步》的文章，对此次关于对撞机的争论作出评论。文章指出，针对大型科学装置的争论不仅让普通公众得以一窥科学前沿的最新进展，还借助网络直接参与讨论，这一现象本身就反映出科技的进步；并提出：这次各方科学人物公开辩论，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相信这些大师级科学家并不介意公开讨论学术上的分歧，也会希望公众更多了解自己的领域。今后，重大科学工程决策必然会更加吸引公众的目光，也必然更有透明度。
2016年9月12日至14日，微信公众号“科学人”举办关于对撞机项目的辩论直播，邀请到了四位物理学家，在公众平台上公开辩论对撞机落户中国的得与失。
2016年9月14日，知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针对某中科院院士声称“丁肇中教授也对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项目持保留意见”，向《知识分子》作出两点回复：
1）王贻芳所长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特别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我的组里工作多年。他回国后，经常和我保持联系。
2）我从来不合任何人讨论与我实验无关的事情，我不可能和任何理论物理学家认真的讨论过某专家提到的这件事，这不是我一贯的处事方式。
2016年9月28日，《知识分子》收到匹兹堡大学物理及天文系教授韩涛投递的32位在美国工作的物理学者联名撰写的一篇文章，并于10月2日以《32位在美物理学者联名：中国建造希格斯工厂的黄金机遇》为题进行发布（10月20日，《知识分子》编辑部收到韩涛邮件称，罗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许怒此前因“种种原因”，“没有与他沟通好，导致他的名字丢失了”，希望增补进联署名单）。
10月18-19日，香山科学会议第572次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会上就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展开了讨论。会议结束后，《知识分子》就“会议是否达成了共识”等问题咨询了王贻芳。
10月20日，王贻芳做出回复。他表示：此次香山科学会议大致内容从包括科学目标、设计与预研进展、人才队伍、国际合作及社会意义等。
会议达成了共识，但具体的文字表述还没有出来。大致的意思如下（不一定准确）：
大家一致肯定CEPC的科学目标及其重大意义，对设计和预研进展表示满意，确认我们有能力完成CEPC的设计和建造。大家认同CEPC应该采取中国发起的国际大科学项目的形式，要积极争取国际贡献。CEPC的建造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意义极其重大，值得我们大家去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娄辛丑，“巨型加速器“两步走方案”未寄望于偶然发现”，赛先生2016年1月6日推送文章
【2】S. Wojcicki, Rev. of Acce. Sci. and Tech. Vol. 1 (2008) 259–302; Vol. 2 (2009) 265–301
【3】M．Riordan, L. Hoddeson and A. Kolb, Tunnel Vision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
[4]http://blogs.star-telegram.com/politex/2013/04/remember-the-ssc-bill-clinton-does-with-tears-in-his-eyes.html#storylink=cpy
【5】http://cepc.ihep.ac.cn/preCDR/volume.html
【6】高能所1972-1979年报
【7】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p.266.
【8】Edward Witten. “After the Higgs Discovery: Where is Fundamental Physics Going?” Symposium, Tsinghua University, February 23, 2014.
【9】“建设大型加速器，实现科学梦”，王贻芳，《现代物理知识》26卷第2期（总152期），2014。
【10】Lee Smolin 和他的《The Trouble with Physics》，卢昌海，http://changhai.org/articles/science/misc/trouble_with_phys2.php
【11】Michael Riordan, Lillian Hoddenson & Adrienne W. Kolb. TUNNEL VIS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12】 Elizabeth Gibney. Who will build the next LHC?. Nature, 25 AUGUST 2016 , VOL 536, P.383.
【13】“王贻芳：从中微子研究看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王玲、蒲慕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第3卷第2期，原标题为“Yifang Wang: high energy physics in China”，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