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于杭州。五十年如一日，令人堪羡的革命伴侣
不应把做律师当做谋生手段
1979年傅洋随父亲回到北京后，当组织上要落实政策时，他提出要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参与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因为父亲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他。
1988年，傅洋辞去法工委的工作，跟父亲说要去当律师。当时全国律师只有2万多人，远不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理解和重视。父亲没有反对，只对他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权力。”
傅洋做律师以后，父亲跟他说起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在旧社会有个名律师，跟蒋介石比较熟识。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能放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一个坏人向毛主席求情，主席要我处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2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给他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结果，他再也不说什么了。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父亲的寓意，不言自明。
父亲曾说，法律规定是很清楚很严格的。拘留、逮捕、审讯、判决，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执行，而且要符合法律程序。其他任何机关，包括党委机关在内，都不能做，做了就犯法。不能无法无天。法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怎么能随便破坏？
傅洋说，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承担辩护任务，绝不能认为自己是在走过场。我们恪尽职守做好辩护工作，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维护政法中心工作的健康发展，保障稳准狠地打击犯罪。
“我从事律师行业以来，一直也在跟我的律师朋友讲，法律赋予律师刑事辩护的职责，我们一定要‘十分谨慎、十分郑重’地去履行，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傅洋说。
傅洋表示，因为种种原因，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两个问题，常常不愿去碰。一个是程序违法问题，一个是刑讯逼供问题。
关于刑讯逼供，父亲曾在1979年7月的公检法会议上讲：“过去，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一部分专案组，完全违反了党的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严禁逼供信的传统，随意侵犯人民的人身权利，大搞刑讯逼供，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应该认真负起责任，彻底肃清刑讯逼供这种封建的法西斯的残余和影响。不要以为这一条是整公安机关的，不是，它是反对任何人、任何机关搞刑讯逼供的。它不仅是保护人民的，也是保护公安人员的。”
“我们的律师，在刑事辩护工作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少数律师，还存在违法执行辩护任务的问题。我认为，做律师不能仅仅把律师当做自己的谋生手段，要真正以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己任。”傅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