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在办公室里
谈“呼格”案：发现错误就应当纠正
“父亲曾说，一个冤案、错案，与全国的整体案件对比来说，甚至不到百分之五，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影响却是全部。”
傅洋提到，父亲在1956年3月的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就曾指出：“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的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错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不要看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一家，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一个错案在一个工厂、一个乡，周围十里八里的群众都晓得，影响很坏。因此，我们要严肃对待，该判的一定要判，冤枉的一定要纠正。”
傅洋表示，父亲在1956年4月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指出：“法制健全起来了还会不会发生错误？错误可以减少是肯定的，会不会一件不错呢？不可能。公安机关做第一道工序，错误可能多一些，检察机关做第二道工序，错误就会少些，法院做第三道工序，错误会更少些。公安机关是不是可以捕一个对一个，一个不错？这作为奋斗目标是可以的，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正因为公安机关可能有错误，才要有检察机关的检察起诉。检察机关起诉了，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错误呢？也不可能。检察机关起诉了，法院还要审判……那么，是不是法院的判决就一定都对呢？也不一定。如果判决都对，为什么还要规定可以上诉呢？就是由于估计到事实上可能有判错的。经过上级法院是不是就一定不错呢？也可能发生错误，所以要有监督程序。”
“父亲的法律功底，是蹲国民党6年半监狱时打下的。在狱中，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父亲看《六法全书》首先是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斗争，同时也开始熟悉法律知识。”傅洋称。
傅洋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夕，父亲不仅一直负责立法工作，也一直主管执法工作。他一方面领导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必须严禁“逼供信”，批判“官无悔判”的封建执法观。
傅洋指出，有些冤案的发生，主要是没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去做。党的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后，对于“冤假错案”都特别地重视，认真纠正以往的错误，比如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等等。聂树斌案也已经准备再审。不论结果如何，都是中国法制的一种进步。
“不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不管是否终结，只要发现了错误就应该纠正，不应当有‘官无悔判’的思想。”傅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