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傅彦、傅锐、傅洋、傅亮
傅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的四子，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第三、四、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现任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近日，傅洋接受了“深读”的专访。在采访过程中，谈起父亲，傅洋说：“父亲经常教导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谨记于心。”
傅洋表示，在当下依法治国大环境下，不论民事、行政还是刑事案件，只要发现了错误就应该纠正，不应当有‘官无悔判’的思想。一起冤案、错案，与全国的整体案件相比来说，甚至不到千分之一，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影响却是全部。
受到软禁的几年是父亲最清闲的几年
彭真，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1923年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我是1949年出生的。童年时父亲在我眼中就是不停地忙，回到家也是办公。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的桌子上永远堆积着一两尺高的一摞摞文件。”傅洋说。
傅洋告诉“深读”，父亲的工作几乎涵盖了党和国家的工作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
“每次父亲回到家中，我都很少去跟他聊天，因为从父亲的言谈举止中，我能看出他特别的疲惫，不忍心去打扰他。”傅洋称。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随后，彭真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彭真被从秦城监狱放出，流放到陕西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
“尽管在商洛时还受到软禁，但那几年，是父亲最清闲的几年了。”傅洋称。
1979年，彭真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之后，常常为考虑立法问题彻夜难眠。82宪法之前，彭真已担任副委员长。“我有些对于宪法修改的意见想向他反映，但看到他这么辛劳，不忍心再和他面谈，只好写了封信给母亲，让她在父亲不太累的时候给他看。”傅洋告诉“深读”。
每制定一部新法律，彭真都会反复调查研究。在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时，80多岁的彭真去了10多个省市，不知召开了多少座谈会。
傅洋说，父亲在人大常委会上谈自己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时，最爱讲“我今天讲的又算又不算”，意思是，既然是在人大的会议上讲，当然是他在调研基础上负责地谈意见，但那只是个人意见，必须经过大家畅所欲言的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依照法定程序形成表决意见，那才算数。
父亲批评我嗜酒：人怎么能被酒控制？
“我感觉父亲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父亲教育我们的方法很特殊，也很别致，不说教、不打骂，而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傅洋称。
彭真经常写些条幅，分赠给傅洋等孩子们。“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等都是他爱写的。
他还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历史、文学故事，引导他们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京戏《打渔杀家》、《空城计》、《斩马谡》等都是他爱用的“教材”。
他认为“空城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值得记取的教训是马谡只知书本不懂实际而打了败仗；而诸葛亮斩马谡则有些文过饰非，因为他明知马谡无能却让其担当重任。
傅洋记得在他上初中时，忘记是何缘起，父亲问他：“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傅洋大概太“客观”，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回答：“不知道。”父亲大怒：“你这个人，连这点决心都没有？！”
后来傅洋想，父亲是希望他明白一个道理：意志磨练，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验。平时未雨绸缪，不断思索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当考验来临时才能随时以坚韧的意志从容应对。记忆中，父亲只对他发过这一次脾气。
“我有两大嗜好，多次遭到父亲的批评。其中一个是嗜酒，现在都还爱喝，但不像之前，比较控制了。”傅洋笑着说。
傅洋回忆说，记得是1967年底，父亲受难，学校停课。原来滴酒不沾的他，一次与好友小聚，被劝喝了些酒，发现自己颇有酒量，从此“一喝不可收拾”。为此，父亲说他，“人怎么能被酒控制？”
父亲曾亲口告诉傅洋，他年轻时曾喝过一瓶半白兰地不醉。有些父亲的老同事告诉他，上世纪50年代招待前苏联专家，苏联人喝酒也不是父亲的对手。可傅洋从记事起，一次也没有见到父亲像他那样“喝大酒”。
“我另一个嗜好就是酷爱围棋，瘾头上来可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下，现在已经不怎么下了。”傅洋称。
父亲曾对他说，不能这么下棋！他说他年轻时象棋下得很好，后来觉得太耽误工夫了，说不下就不下了。他还多次讲，有人问鲁迅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写作，鲁迅答，他只是把别人喝咖啡闲谈的时光也用来写作了。
”父亲教育我的事例还有很多，如今，这些教诲犹在耳边，激励我找准自己的方向和道路。”傅洋称。
1954年10月1日，彭真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父亲说：你们要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不干了
“父亲最早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针对新中国首部宪法提出的。”
据资料显示，1954年9月17日,彭真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就宪法确定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条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作了深刻阐述。
彭真说:“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在我们这里，不允许言行不符,不允许有任何超脱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
据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规定曾被写入54宪法，但在75宪法和78宪法中都被去除了，82宪法又再次加入该条规定。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公布施行，彭真主持了修改工作。这一天，在此后成为了全国普法日。
“父亲强调，修改后的宪法，是根本大法，任何人不能超越。”傅洋称。
傅洋表示，父亲曾说，如果十亿人民人人都养成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的习惯，同违法和破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进行争斗，这将是一股伟大的力量。
“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到家对我们说：‘记住，你们要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不干了，回他：‘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傅洋笑着说。
“父亲还教导我们‘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傅洋说，在文革期间，父亲首先因为这句话而遭到批判。他们认为我父亲提出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抹杀阶级界限，说资产阶级从来也不与无产阶级讲平等。父亲指出：1954年《宪法》通过时，毛泽东是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毛泽东讲：“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那还不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要听，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要允许充分发表，畅所欲言地发表，发表完了，谁的意见正确听谁的，大家都服从真理。真理都不讲怎么行？
在生活中，父亲不断地提醒傅洋，要把自己当做客观事物对待，随时修正错误，他自己也决不讳言自己的错误。
彭真在办公室里
谈“呼格”案：发现错误就应当纠正
“父亲曾说，一个冤案、错案，与全国的整体案件对比来说，甚至不到百分之五，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影响却是全部。”
傅洋提到，父亲在1956年3月的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就曾指出：“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的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错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不要看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一家，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一个错案在一个工厂、一个乡，周围十里八里的群众都晓得，影响很坏。因此，我们要严肃对待，该判的一定要判，冤枉的一定要纠正。”
傅洋表示，父亲在1956年4月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指出：“法制健全起来了还会不会发生错误？错误可以减少是肯定的，会不会一件不错呢？不可能。公安机关做第一道工序，错误可能多一些，检察机关做第二道工序，错误就会少些，法院做第三道工序，错误会更少些。公安机关是不是可以捕一个对一个，一个不错？这作为奋斗目标是可以的，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正因为公安机关可能有错误，才要有检察机关的检察起诉。检察机关起诉了，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错误呢？也不可能。检察机关起诉了，法院还要审判……那么，是不是法院的判决就一定都对呢？也不一定。如果判决都对，为什么还要规定可以上诉呢？就是由于估计到事实上可能有判错的。经过上级法院是不是就一定不错呢？也可能发生错误，所以要有监督程序。”
“父亲的法律功底，是蹲国民党6年半监狱时打下的。在狱中，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父亲看《六法全书》首先是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斗争，同时也开始熟悉法律知识。”傅洋称。
傅洋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夕，父亲不仅一直负责立法工作，也一直主管执法工作。他一方面领导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必须严禁“逼供信”，批判“官无悔判”的封建执法观。
傅洋指出，有些冤案的发生，主要是没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去做。党的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后，对于“冤假错案”都特别地重视，认真纠正以往的错误，比如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等等。聂树斌案也已经准备再审。不论结果如何，都是中国法制的一种进步。
“不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不管是否终结，只要发现了错误就应该纠正，不应当有‘官无悔判’的思想。”傅洋称。
彭真在书房
主张将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写入宪法
1979年彭真恢复工作后，77岁的他，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在短短4个月里，他主持制定了7部重要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通过。
“我们家院子里有一间大会议室。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开始清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父亲受命指导审判工作。就是在这个大会议室里，父亲夜以继日地主持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许多会议。”
法晚“深读”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1980年3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彭真任主任。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的回忆录中曾记载道：从开始预审到最后审判长达八个多月。参加预审和审判的人员，严格按照中央指示，依法办案，既贯彻了党中央对特别重大案件的政治领导，又保证了公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回忆起那段日子，傅洋说，父亲感到十分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指导了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判工作；二是主持了1982年《宪法》的修订工作，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确立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的宪法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主持制定的1982年《宪法》，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项公民的重要权利写入其中。父亲在指导‘两案’审判工作时，也完全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程序进行的。”傅洋说。
傅洋指出，“文革”期间，是不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的，把辩护说成是“抗拒”，结果出了许多冤假错案。吸取这个教训，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委托律师、近亲属、监护人或所在单位的人为他辩护。
1991年3月于杭州。五十年如一日，令人堪羡的革命伴侣
不应把做律师当做谋生手段
1979年傅洋随父亲回到北京后，当组织上要落实政策时，他提出要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参与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因为父亲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他。
1988年，傅洋辞去法工委的工作，跟父亲说要去当律师。当时全国律师只有2万多人，远不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理解和重视。父亲没有反对，只对他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权力。”
傅洋做律师以后，父亲跟他说起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在旧社会有个名律师，跟蒋介石比较熟识。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能放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一个坏人向毛主席求情，主席要我处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2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给他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结果，他再也不说什么了。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父亲的寓意，不言自明。
父亲曾说，法律规定是很清楚很严格的。拘留、逮捕、审讯、判决，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执行，而且要符合法律程序。其他任何机关，包括党委机关在内，都不能做，做了就犯法。不能无法无天。法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怎么能随便破坏？
傅洋说，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承担辩护任务，绝不能认为自己是在走过场。我们恪尽职守做好辩护工作，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维护政法中心工作的健康发展，保障稳准狠地打击犯罪。
“我从事律师行业以来，一直也在跟我的律师朋友讲，法律赋予律师刑事辩护的职责，我们一定要‘十分谨慎、十分郑重’地去履行，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傅洋说。
傅洋表示，因为种种原因，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两个问题，常常不愿去碰。一个是程序违法问题，一个是刑讯逼供问题。
关于刑讯逼供，父亲曾在1979年7月的公检法会议上讲：“过去，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一部分专案组，完全违反了党的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严禁逼供信的传统，随意侵犯人民的人身权利，大搞刑讯逼供，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应该认真负起责任，彻底肃清刑讯逼供这种封建的法西斯的残余和影响。不要以为这一条是整公安机关的，不是，它是反对任何人、任何机关搞刑讯逼供的。它不仅是保护人民的，也是保护公安人员的。”
“我们的律师，在刑事辩护工作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少数律师，还存在违法执行辩护任务的问题。我认为，做律师不能仅仅把律师当做自己的谋生手段，要真正以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己任。”傅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