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延续了上一届的“升势”，达到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其中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更是从上届的3名增加至31名。专业技术人员约占总数的20%，而党政领导干部约占总数的35%，比上届降低了近7个百分点。在近3000名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3.69%，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
从律师、农民工到大学生村官、创业者，全国人大代表中不断涌现着来自基层的新面孔。他们在中国政治议事最高殿堂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的过程，正是中国民主与时俱进的缩影。
改变的，是他们的称谓。不变的，是他们身后，人民的信任。
“我是经过层层选拔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国近3000名人大代表人人身后都有人民的寄希和重托，我们既有荣耀，更有责任。”已有35年执业经历的律师李大进对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格外珍视：“每个代表的好建议被采纳叫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平时，代表要做该做的事情，说该说的话，想该想的问题。这样才不会辜负这个称谓。”
坐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88岁的申纪兰代表依旧腰板挺直。
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从她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县，坐敞篷车辗转到太原，再转火车到北京参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
“无论高低贵贱，一人一票，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申纪兰亲身见证并深深感受到的民主真谛。
彰显“中国式民主”的优势——他们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我带来一条建议，就带回一条路，村民们都盼着我再为他们说说话。”全国人大代表冼润霞是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红花地村的大学生村官。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冼润霞所在的广东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既“亲切”，又“激动”，第一次当面见到总书记的冼润霞记得，“当时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向总书记说出了村民们的心声：“孩子们上学太危险，希望国家能帮我们修条路。”
她和村民们没想到，一条3.2公里长、6米宽的“上学路”半年多就修到了家门口。
“今年来北京前，村民们找上我，请我把感谢带上来。大家说，希望国家出台政策，吸引更多年轻人到农村，让他们愿意来、留得住。”她说。
通过基层人大代表的代言，百姓生活的小事就变成了国家关注的大事；通过他们的耕耘，民主的“好处”悄悄植入人民的心田。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民主，而我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都来自第一线，平时生活工作在群众中间，能及时听取群众呼声，并通过建议、议案，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中国式民主”的独特魅力。
“在学校首先看校舍、看食堂。校舍看管理，食堂看生活。”几年下来，潘成英代表总结了一套基层学校的“调研心得”。
发现新情况后，她会扩大走访范围，最后形成意见建议。“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个建议，要跑好几个县，过去一年就跑了一百多所学校。”
潘成英出生在大凉山腹地，懂得山里娃渴求知识、走出大山的渴望。经过多年努力，她在山区较早创办彝汉双语、英汉双语幼儿园，一直在为改善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和交通运输状况奔走呼吁。
如今，“一村一幼”计划已在大凉山全面铺开。在凉山州甘洛县，增停了三列火车。今年全国两会，她又继续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寄宿制教育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