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握手楼”大多四层,每层40-50平方米,除了村民自己居住以外,其他的房间均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90年代,一个单间大约100-200元,进入21世纪,则涨到了400-500元。从原来的种田改为种楼,自此,杨箕村民开始以房租为生。
随后,广州东扩加剧,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相继建成。90年代初,广州市政府提出建设珠江新城,其定位不仅是中央商务区,更是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广州新城市中心,成片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而这一次,村落的自然发展已经远远跟不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从高空俯瞰,光鲜亮丽的钢铁森林之中,有一块低矮阴暗的沼泽,这便是毗邻珠江新城的杨箕村,对于力图打造国际化都市的广州城而言,仿佛一贴膏药,又如鲠在喉。
而对于姚蕴珊一家而言,这里却是自己的家以及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姚蕴珊所住的小楼属祖父姚礼津名下,拆迁前,她和父母、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占据了整个三楼,其他楼层则全部出租。她还记得住在四楼的是个来自广西的年轻姐姐,二十出头。每天下午,小小的姚蕴珊放学回家,就坐在四楼的楼梯口等温柔的姐姐下班,陪她一起去天台玩耍。住在五楼的哥哥也来自广西,二十出头,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姚蕴珊记得他养了一只猫,黑白相间,十分漂亮。夏日的午后,哥哥、姐姐,还有一只猫,小小的姚蕴珊跑上跑下,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那个记忆深处的天台!因为杨箕村治安较差,刚上初中的姚蕴珊很少在狭窄的巷子里玩耍,而天台就成了她的游戏乐园。这里有她的石榴树和白玉兰,有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她的童年。从天台向东看过去,是奶奶名下的另一栋楼,伸出手就可以够到,姨妈住在那里。向北望去能看到姚氏祠堂,几个老人正坐在门口的石阶上闲聊。向南看过去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一片,就是杨箕村的内巷。姚蕴珊很少在里面长时间停留,巷子里很黑,经常有打工仔蹲在两侧抽烟,每次遇到这些人,她就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快速走过。
拆迁前的杨箕村,是外来务工人员到广州落脚的第一站,由于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租金又比周边的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至少便宜几百元,因此成为外地人来广州租房的首选。那时候,杨箕村容纳了4万多外来人口,租客来自四面八方,覆盖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吃过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亦有想要赚第一桶金的生意人。
在这里,粤语和各地的方言混杂在一起；站街的小姐在发廊前面抽烟；吃着大排档的打工仔吃着吃着就抡起胳膊干架；罪犯、盗版碟和南方都市报在同一个角落出没。
终于,到了2010年,政府决定彻底清理这个城市的“伤口”。2010年,越秀区将其列入5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中,作为亚运会前必须完成拆迁的9座城中村之一。2010年7月,杨箕村开始清拆工作,98%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除完毕。
姚蕴珊很难过,尤其舍不得天台的石榴树,但也没有办法。
拆迁
事实上,早在2009年7月,杨箕村就开始启动拆迁工作。每户村民均收到一份村委下发的《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意见书》的补偿条款并不明细,只是粗略列出了“拆一补一”原则,即对村民实行拆一平方补一平方的方式,进行原地安置,没有回答包括超规违建面积如何计算、复建房容积率和密度是多少、原有的村集体物业如何处理、如果烂尾由谁来负责等关键问题,因此绝大多数杨箕村民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同意。
姚蕴珊的外祖父姚礼津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一份《改造征询意见书》中,他列出了自己对于改造方案的几点建议,其核心是“两个公示”,即要求对改造前现有房屋现状、数据、村内物业集体资产进行公示,对改造后所有房屋现状、数据、小区的基础商铺、车铺、会所等,以及入住时候的摇珠分配情况进行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