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我认为依序是杭州、苏州、武汉、成都、重庆、天津、郑州、合肥、长沙、西安、大连等。这是从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上位”潜力相对较好的城市。
我重点说一下武汉。过去一年，武汉的对外交往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区域创新型城市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2016年GDP和常住人口分别位列全国第9位和第8位。在中部六省的所有城市中，武汉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综合增量竞争力和综合效率竞争力3项均排第一位。
之所以说武汉的潜力很大，首先在“人”的方面。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房价、城市拥挤等因素形成了离心力，中部地区和城市相对经济地位提升、就业居住吸引力增加，人口持续向一线城市集聚的趋势有所减弱。在此背景下，2016年武汉共增加常住人口15.85万人，并且积极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0条》，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在产业方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国务院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红利，进一步巩固了武汉作为全国重要创新城市的地位。
第三在交通方面，作为全国高铁中心、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城市，武汉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日益突出。
治理大城市病是重中之重
半月谈：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您认为，准一线城市应该如何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
倪鹏飞：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规划和构建中国城市体系，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要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第二，要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第三，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