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转型阶段，速度在减缓，质量在提升。上一轮城镇化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人们对城镇化发展趋向引发质疑。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调整城镇化发展思路，促进城镇化发展转型升级，及时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政策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认识与政策误区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地方把城镇化当作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一些地方政府有一种求快的心理，把城镇化作为拉动GDP的抓手、形象工程的手段、土地财政收入的来源，进而不断扩大城镇面积，希望通过加速推进城镇化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认识之下，是狂飙突进式的造城运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3500多个。研究显示，我国的新城新区发展，普遍面临着规划上过度超前、定位上同质化、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等突出问题。这些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规划能容纳全世界近一半人口！中国经历了全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而伴随着这个进程，中国也正经历着全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造城运动。
其实不用什么更多的调查，你看看各地的新闻报道、政府报告和规划就知道，近些年，造城在各地大规模地、狂飙突进式地展开。一个中等省份，可以规划100多个新城、几百个工业园区；一个大城市可以规划建设近20个新城、新区、新镇；一个三四线城市规划建设三四个新城、新区、新镇不在话下；一个县城总会有一两个新城、新区、新镇，建三四个工业园区。新城的规划，后面是人口的规划，本来一个县城的新区，动辄20万、30万人。在东北某县，本来全县人口才40万，规划20年后，县城城镇人口要达到50万，打造一个大城市，变成一个区域中心城市。魄力和勇气很值得赞赏。
激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地方政府可以粗放地获得土地并使用土地的土地管理政策，助长了新城新区在空间上扩展；政府投资、金融资本注入是新城新区发展的重要推手，政府不计债务规模及后果的投融资开发模式为“造城运动”推波助澜，所以地方政府在新城新区建设上都是大手笔、大气魄。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巨额的地方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