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我国按照常住人口口径统计的城镇化率，目前为57%。而上述这些参照国家平均城镇化率为64%，匈牙利高达72%。连人均GDP低于我国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也达到65%，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不能止步于此，尚有巨大推进潜力。
三是我国城镇化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即按照户籍人口口径统计，城镇化率仅为41%。这个数字与57%的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反映出大量农民工转移到城市，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未能均等地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不能预期在城镇退休养老，所以他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返乡。因此，消除这个缺口也是挖掘潜力的要求。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达到更好结果
中国证券报：近期有关“新周期”的讨论非常热烈，判断进入新周期的标准有哪些？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
蔡昉：最近这一轮讨论中存在两类观点，即“新周期论”和“新平台论”，相互之间也有争议。“新周期论”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在我看来，近几年增长减速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周期现象。此外，无论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处在潜在增长率下行时期，都会有波动，波动并不必然构成周期。
在经济学说史上，人们根据各自观察发现，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过历时3到4年，被称作“基钦周期”的短周期；历时9到10年，被称作“朱格拉周期”的中周期；历时20到25年，被称作“库兹涅茨周期”的中长周期；以及为期长达50到60年，被称作“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长周期。无论世界经济处于哪种周期的哪个阶段，都看不出中国经济减速与哪种周期有关联。有学者强调新一轮周期是供给侧出清所致，这很难让人信服。即使是真的，充其量只是“三期叠加”中的一个因素，构不成新周期。
“新平台论”则强调增长“触底”，确切含义是增速基本稳住了，不再继续下滑，并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平台，且不大可能出现大幅反弹。支持“新平台论”的一个理由是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已触底。但由于供给侧的因素不是周期性的，所以谈不上触底。不过，如果考虑到未来可能产生的改革红利，这种说法也可以作为改革促使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情景的一种描述。总之，这些说法都不能完好地刻画中国经济长期走势，还是应该统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前提下讨论具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