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健弘：宏观分析中，通常用负债与GDP之比来衡量杠杆率。杠杆率可反映债务性融资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及金融稳定的关系。按照国家统计局最终核实后的GDP测算，2015年，我国杠杆率为232.9%，比2011年上升了52.7个百分点。而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同期发达经济体杠杆率平均仅上升5.7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我国杠杆部门分布不合理，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而企业杠杆率水平较高。杠杆率快速上升的背后，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拉动力下降。2011年，我国每投入1元资本，可以多增加0.32元GDP；到了2015年，每投入1元资本，只能多增加0.16元GDP。杠杆率快速上升，而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这“一升一降”，反映出金融对实体经济拉动作用减弱。
记者：近两年来，我们注意到金融机构各类“通道业务”流行，资金传递链条变多，在金融体系内滞留时间变长。不少银行同业业务做投资，社会上认为金融体系存在自我循环的倾向。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一问题的？
阮健弘：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金融体系内部的交易行为很多是必要的，对于维护金融体系自身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金融体系内部的交易行为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这集中体现在资管产品快速发展和同业业务功能变异上。
一方面，在实体经济的基础资产收益率下行背景下，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涉足资产管理产品领域，以创新之名开发了不少长链条、跨行业、跨市场、层层嵌套、结构复杂的资管产品，各类“通道业务”流行，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滞留时间延长。甚至一些资管产品依托控股公司架构，在集团内部自我循环、自我买卖。从能够掌握的数据看，截至2016年上半年，金融业各类资管产品汇总余额高达近80万亿元。
另一方面，部分银行通过买入返售、同业投资等方式，投资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及资管产品等金融资产，同业投资业务发展迅速。此外，部分网贷平台有悖服务小微企业的宗旨，吸收资金进行复杂的嵌套投资，也拉长了融资链条。
产生这一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存在跨行业、跨领域监管制度漏洞，监管政策统筹协调不够，导致标准不一和监管真空。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不健全导致跨行业风险识别预警能力不足，各类产融结合集团和金融控股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交叉性金融产品、地方金融交易所迅速发展，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产品游走在灰色地带，实际上没管住。监管套利活动滋生。二是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缺失，金融产品刚性兑付盛行，金融市场无法出清导致部分定价机制失灵。价格扭曲增加了市场上的套戥机会。三是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导致资金缺乏好的投向。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部分工业企业财务状况差导致投资资金不敢进、不想进。服务业管制仍然较多，部分行业准入门槛较高，制约了服务业吸纳资金的能力。
记者：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出现的上述现象，社会上往往用“脱实向虚”来表述。能否谈一下您对虚拟经济的看法？
阮健弘：实体经济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服务生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实体经济。医疗、卫生、教育、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业是实体经济，多数金融业也属于实体经济。比如说银行给企业发放贷款、支持“三农”、房地产贷款、IPO、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助力国际产能合作等都属于实体经济。
一般认为，证券等类二级金融市场交易和衍生品属于虚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