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迎来转型期，外资也由之前的“超国民待遇”“国民待遇”，逐步过渡到“新常态”，即我与外资方保持平等合作、以我为主的关系，这是今后外资利用的立足点。
专家表示，外资有效地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产业升级和提升价值链及附加值。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利用外资的前置条件也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我国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同步发生，中国已从净资本输入国转向资本互动型国家；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力推“再工业化”，吸引海外投资回流，旨在重振本土制造业，重塑国家竞争优势，这使得外资利用面临挑战。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官锡强说，新形势下，需对原先依靠制造业和进出口获得大规模扩张的外资利用“旧常态”作出调整，利用外资不是简单地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机会，构建符合中国开放水平的外资利用“新常态”。
合理利用外资，有助于我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面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和国际经济下行，给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严重挑战。近几年来，部分外资企业先后关停或撤离中国，使得这一问题趋于严峻。有专家指出，我国能否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换，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新形势下外资方与我如何相互适应、各取所需，创造更好的合作。
有关人士指出，当务之急要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进一步优化外资产业布局，为经济发展注入“活水”。
首先，进一步扩展外资投资领域。国际经验表明，经济结构在迈过了二三产业的交叉点后，将迎来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期，服务经济将成为今后中国主导产业。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做出部署。其中提出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
其次，不断创新投资与合作方式。突破以独资为主的外商投资方式，着力推动内外资企业进行合资合作，突破以绿地投资为主的单一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外资企业进行并购和合资；加强内外资企业配套协作，发挥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的关联效应，从而扩大技术溢出效应；支持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联合对外投资和并购，增强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绑定和战略协同，提升中国的跨国公司总部地位。
第三，深化外资管理创新。全面推广“清单化审核、备案化管理、容缺式预审”模式，制定利用外资“负面清单”的时间表和实施办法，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外资管理体系，探索建立以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信息报告和公示制度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提高政府效率，建设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第四，“走出去”与“引进来”协同作战功能。从比较注重“引进来”和出口导向，实现向“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双向直接投资逐步实现均衡转变。利用国内内需市场的规模优势，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资源配置，使更多的外资高级要素为我所用，并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收购发达国家品牌和技术，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