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东致电郭志刚，郭确认案卷已经取回，但否认了第二次补充侦查没有登记的说法，称不是二次补充侦查，只是还要再查。
王永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检方说第二次补充侦查没有登记，可能只是检方的一个说辞。“不登记不代表不是二次侦查，登记只是走个形式。”
北京师范大学刑诉法教授宋英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法律规定，两次补充侦查完毕后，检察院不能再将案卷退回。“如果公安移送案件的手续不全，检察院可以不收，如果手续全，检察院在审查之后应该做出不起诉决定。”
2015年10月9日，王敬东致电济南市中区检察院公诉科一位姓张的科长，询问警方是否在补充侦查后将案卷交回检方。对方表示，公安提交的材料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补充侦查的工作说明，不符合审查起诉的条件，故未收材料。
但郭志刚向王敬东表示，他们上交的文件和工作记录齐全。
2015年12月9日，郭志刚向王敬东来电，表示此事已经向局长汇报，案件正在侦查。2016年4月29日，王敬东致电郭志刚，对方依旧表示案件仍在公安机关侦查。
如果从杜勇被移交济南警方算起，此案至此已经被挂了八年。
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先后向济南市公安局和市中区公安分局、济南市检察院和市中区检察院提出采访要求，希望了解杜勇一案的相关信息，均被拒绝。
济南市公安局综合科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该案早就移交给检察院，由于检察院对其有监督权，此案由检察院进行统一说明。
济南市检察院宣传处处长刘军表示，该案卷可能在公安局，他们不了解情况。“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案子退给公安补充侦查，决定权就在公安那儿了。”
施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杜勇被羁押期间，公安机关曾多次向他表示自己的为难之处。“他们说，案子老是不结，他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政法委牵头办的案子，上面不发话，他们也推不出去。”
针对杜勇一案，王永杰认为，从法律上讲，检察院必须要接收案卷，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害怕承担责任，在错案终身追究的压力下，很多证据不足的疑案，往往就这么被挂了起来。
“我不说你有罪也不说你无罪，但是公检法之间相互踢皮球。挂几年，领导提拔或调走了，这个案子就不管了。搞错了担责任，搞对了得罪人。”
王敬东认为，对司法机关问责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造成此类“疑罪从挂”案件的原因之一。他说，虽然超期羁押、疑罪从挂明显违法，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超期羁押或疑罪从挂的后果和责任。
201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7种特殊情形可以被认定为刑事赔偿中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其中就包括疑罪从挂的情形，并确定了这种情形赔偿的具体范围。
上述《解释》规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情形，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王敬东说，这一规定意味着，只要司法机关办案超期不处理，就要被推定为“错案”。“而在此前，只有经法定程序确认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行为错误之后，相应的国家赔偿程序才能启动。”
这等于对《国家赔偿法》做出了扩张性解释。该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