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中国的法制建设最后一个堡垒还没有拿下来，就是我们的民法典。”在《沉浮与枯荣》中，江平沉重地说道。
2014年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要求。这距离中国首次启动民法典编纂，整整过了60年。
京华时报记者沙雪良
为何要加快制定民法典
单行法众多，使法官在寻找裁判依据时无从下手，难以避免“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判”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与数量众多的单行法相比，体系化的民法典能够降低裁判成本，以严整、科学的体系减少裁判冲突。”
虽然民法通则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一大批民事法律制定出台，民法通则的条文逐渐失效。孙宪忠说：“在通则中，很多法条涉及的法律规范，已经逐步由新法替代。但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尚未形成有机联系的民法体系。这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法的地位很不适应。”
“民法通则可谓微缩版的民法典，既有总则性规定，也有分编的一些内容。”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轶看来，现在的民法总则草案是未来民法典的总则编，所涵盖内容的广泛性、在民法典中的纲领性作用是通则无法
比拟的。
孙宪忠说，“编纂民法典就是通过立法体系化、科学化整合，消除立法中的矛盾，使得现行民法制度成为思想先进、制度齐全、规则和谐的法律系统。”
民法典不但对司法者、立法者很重要，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意义更加重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认为：“民法典将老百姓的民事权利集中加以规定，便于学习、查阅和运用，人民群众手中有了一本民法典，就有了一个‘权利保障书’，企业家手中有了民法典，就更容易知道自己的哪些经营活动受到法律保护。”
“民法总则的制定、民法典的编纂，意味着民事权利的保护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防范公权力随意侵犯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尹田说。
